二
这是历史投射于南昌的一道短促却幽长的光亮异彩，亦是南昌报以历史的一串惊喜！
当利玛窦驱舟渡过鄱阳湖，沿长江抵达南京时，一身的仆仆风尘遭遇的却是这座“第二都城”的断然拒绝，连昔时的广东旧交、时任南京工部侍郎的徐大任也公开发出驱逐令。
南都难留居，而况京都兮？1595年5月，利玛窦放弃赴京，而于6月28日返抵南昌，一住便是3年。
已在广东建起据点的利玛窦，何以不回广东，反留居南昌？对此，后世学者分析出四大原因。其一，乃友人瞿太素、石星的推介。其二，南昌扼守中国南北地理之要冲，既便于北上京城，更易于南下广东。其三，南昌文士辈出，为全国一大文化中心，民风大开，正适于传播耶稣福音。其四，南昌城市经济较之广东，更为繁荣。是以，“以目前的光景而言，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利玛窦的对比选择，反衬出晚明年代的南昌现实。
唐、宋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及至元、明政治中心东移，更使南北交流成为举国大策。是时，由广东北上南京、北京，其主要捷径，便是越过梅岭，抵赣州，顺赣江而下，经吉安、樟树，借道南昌，渡鄱阳湖，入长江，西达武昌、东至南京，再转运河北上。而在这条贯通中国的大动脉中，南昌正居汇通南北之要冲。
南方大开发、大繁荣的背景，加上汇通南北中国的区域优势，让南昌迸发出领袖全国的城市力量。
其时，南昌以米市著称全国，与国内几乎所有省区均有固定的粮食供销关系。经南昌输入全国的江西粮米，几可左右时局。晚明吏部左侍郎顾起元在谈到南京米价时曾说：百余年来，南京的米价虽偶有微涨，但很快便会回落，然而倘若江西与湖广欠收的话，则米价会立即大幅上涨，全城将人心惶惶。而以南昌为活动中心的江西“江右商帮”，更是影响全国，与徽商、晋商并称“三大商帮”。明代著名文人张瀚有言道：“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是以，时谚有云：“无江西人不成市场。”
利玛窦的一系列札记、书信，亦道出了晚明南昌城市的壮阔风貌。在给孟三德神父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南昌)较广州更漂亮、更高尚，……房舍美观，街道广宽又直。”又说：“(南昌)在人口与房屋方面数字也庞大，尤其文人、贵族与秀丽方面也首屈一指，这是我早向往参观的城市。”在给耶稣会总长阿桂委瓦的信中，他则盛赞：“它的面积以我的看法，较翡冷翠(即意大利佛罗伦萨)大两倍。”
堪与影响全国的城市经济媲美的是，作为江西文化中心的南昌，同时亦是全国士人文化的中心与“异端思想”的孕育之地。
据统计，有明一代，江西有“进士三千”，南昌独得694人，比广东全省之进士都要多。而作为有明以来，诞生了解缙、杨士奇、夏言、严嵩等内阁高层并孕育了汤显祖、宋应星等文化名人的江西的首府，南昌无疑堪称一时文化之中心。初始被视为“异端”的王阳明，也正是在南昌最终确立其心学思想，并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江右王门”。其时，南昌府治范围内的书院不下20所，文人士子们时有聚会、论辩，而每逢科考之日，更是蔚为壮观。在一封长信中，利玛窦这样叙述南昌：“人山人海，考生都带着佣人和书童，应考的秀才多达2万……街道为之充塞，连走路也不可能。”
倘若说，是正在萌芽的商品经济与多元思想并生的社会格局，让传播外来宗教的利玛窦一行得以登陆中国。那么，正是商品经济与文人社会均领先全国的南昌，才能以海纳百川的大胸襟，接纳利玛窦，并影响着全国。
与在广东时屡遭侵扰及在南京遭遇驱逐不同，利玛窦并未受到过多的怀疑与上层人士的排拒。居留南昌不久，他花60金币，在知府衙门附近建起了继肇庆、韶州后的第三座天主教堂。同年，又在新建县吴城镇建造了第四座。
出乎意料的顺利，亦得益于总结过往失败后的“南昌试验”。
南昌3年，利玛窦一改以往做法，入乡随俗，尝试着“以耶合儒”、“学术传教”，实现了西方耶稣与东方儒家的首次合流。
刚到南昌时，建安王、乐安王先后相邀，利玛窦即着儒服入宫拜见。而之后出入官宦士林之间，他俱着儒服，用汉礼，仿若汉人。
定居南昌期间，利玛窦修订完成了《天主实义》一书，在书中贬佛、道而借儒宣教。出版中文著作《交友论》，从西方哲学家、宗教领袖著作中，摘录适合中国伦理观的语录，以为论据。与南昌儒学泰斗、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亲密交往，则为他赢得了“西儒”的美名。
而每每拜会官宦贵人时，利玛窦又会捎带上几个地球仪、自鸣钟之类的“洋玩艺”。l596年9月的一天，他还为南昌人准确预报过一次日蚀。正是从利玛窦这里，只知“星分翼轸，地结衡庐”与“天圆地方”的南昌人，万分惊讶地得知，地球竟然是圆的。
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因了以南昌为中心的江西官宦士子们沟通全国的影响力，3年的“南昌试验”中，利玛窦的朋友遍布全国的10个省(当时全国仅有15个省)，甚至引起了10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的关注。
1598年6月25日，在度过3年忙碌而又愉悦的时光后，利玛窦深情作别南昌，再度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