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山色、马寺钟声、金谷春晴、洛浦秋风、天津晓月、铜驼暮雨、邙山晚眺、平泉朝游。”唐代的柳宗元，把洛阳美景概括为美轮美奂的八景，而“龙门山色”自古即为洛阳八景之首；白居易观赏龙门山色，总是从龙门东山或伊河东岸起句；“东岸菊丛西岸柳，柳阴烟合菊花开。一条秋水琉璃色，阔狭才容小舫回。”可见古人早就懂得领略龙门山色之美了，而且总结了在龙门观景的最佳角度。龙门不仅山色水波美，石窟中保留的大量宗教、美术、书法、音乐、医药、建筑等实物史料，使龙门石窟成为一做大型的石刻艺术博物馆。尤其人物造像气势恢宏、雕琢精湛，不仅是美术史上的奇观，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的结晶。
龙门石窟天王力士造像的诞生和发展，演绎了佛教进入中国本土化和世俗化的过程；魏、唐时期的国都洛阳，是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唐代发达的科技、便利的交通、繁荣的商业，使各项活动在开放的社会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也迅速融合，使中国的石窟艺术更加民族化、世俗化，形成了典型的中国风格。而龙门石窟的造像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还原。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4月发行中国石窟艺术——龙门石窟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的5盎司银币的背面图案选取了天王、力士造像。天王、力士，是佛教中的古老形象，而且带有深厚的古印度民间色彩，其文化内涵与十足的异域情调，使它游离于中国早期的佛教美术边缘。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外来佛教形式的适应性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使其发生了转变——印度佛教把印度的民间诸神变为诸王和金刚力士，而当它们传入中国后，又被中国佛教所改造为天王、力士，变为中国民间信仰的对象。
该币面本色反喷砂镜面上，以浅雕而出的微型万佛像做背景，显现出背景构图的对称、均衡之美，并体现出造像的原型及其原始之场景；背景中，在保持传统5盎司银币直径不变的基础上，又采用高浮雕工艺镌刻出托塔天王、力士造像，使整个画面极富视角的纵深和多层次感。
托塔天王是印度佛教四大天王之一的北方多闻天王，传入中国之后受到中国文化和审美意识的影响，而表现出了显著的中国文化特征；币上，天王头戴兜鍪，体态丰盈、壮硕，可见唐朝的男性亦是以胖为美，英武雄健的天王原型，也许来自于唐代功成名就的大将，身材伟岸、富态；面容饱满、温和，形容安详；其右手持腰，左手托塔——手中之塔是佛教的象征，一般的寺院都有塔，是佛门安置经文、佛物和舍利子的地方；唐僧经常训诫悟空说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浮屠”便是指塔。在本色高浮雕的币面上，天王身着甲胄，脚踩夜叉鬼，英武硕健、孔武有力、英武非凡，显现出其驱邪镇魔之能。
唐朝时期的天王、力士的写实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该币面天王、力士突出的肌肉清晰可见，衣纹如实的反映着紧裹其内的肌体，不再有装饰性排列的痕迹，弱化了衣饰的刻画，在肌肉的塑造中减少了线条的运用，使造像看上去更为浑圆；而咄咄逼人的力士若青壮的士兵，强健威猛，蹙眉怒目，气势逼人。飘带敷搭于举起之肩臂上，露腿赤足，全身筋肉暴突；面貌狰狞、涓狂，具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魄，精湛的细雕工艺对胸大肌、肩头三角肌和被表现为梅花肚的腹肌，都作了夸张地表现，尤其那腹部的肌肉线条很是刚劲。既符合解剖规律，又非如实描写，与西方雕塑手法有相似之处。天王与力士的相互配合，给佛国世界平添了不少的神秘感和威严。该币在保持传统5盎司银币直径不变的基础上，采用了底面镜面及相对高浮雕的工艺，增强了人物造型浮雕的表现力，突出了天王威严英武、力士强健威猛的形象特征。
在“人体观念的历史演变”中，天王、力士造像风格的发展演变，参杂了中国传统人体观念的进步，以本土化和世俗化的观点，塑造了自己心目中需要的、想象中的佛教艺术形象。
中国佛教认为，南方增长天王持剑，司风；东方持国天王拿琵琶，司调；北方多闻天王执伞，司雨；西方广目天王持蛇，司顺；组合起来便成了“风调雨顺”。该币极具传统民俗文化意味，既有祈福的祥瑞之兆，又有驱魔镇邪之意，是为吉祥、祈愿、赈灾之佳物，为收藏、实用之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