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邮史研究》第8期上介绍柳无忌先生，其中提到他在台湾《联合报》（1979年7月）发表了《集邮六十年琐记》，《参考消息》后来予以全文转载，承蒙辽宁丹东吕延臣老先生提供当时的剪报，现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台湾《联合报》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文章】（作者：柳无忌）在我国发行邮票一百周年纪念时，我愿以怀旧的心情，追述我在半个世纪以上集邮的嗜好、经过，并以事实证明其中的乐趣与历史上的价值。这里，值得首先提出的，虽然经历了抗战期间流离颠沛的生活，虽然初来美时我们只带来一些简单的行李，在美的三十余年中又屡次搬家，我从中学就开始搜集，累积至今日的邮票，却全部保存着没有遗失。那是十分幸运的，比起我的其他物件来，如我自己写的书籍与稿子，在身边的就很少。当然，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无可计数的各式样的邮票，至今仍杂乱无章地塞在信封内，簿子里，匣子中，书桌的抽屉角落，没有归宿与安居的地方。它们耐心地等待着有那一天，我将以有暇的心情，把它们从那些幽闭的处所解放出来，重见光明，整齐地、有条理地贴上新的漂亮的邮票簿子。可是，自我退休以来，已将有三年之久，这个“暇”字并未来临，也尚无确切的日期，也许要在十年以后。无奈，姑草此文，以安慰那些被弃置疏忽的小宝贝，以为来日为它们做整理工作的先声。
我国的邮票，自1878年开始发行，我国的邮政，自1896年正式开办，中国经过了二十五，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以至去年的一百周年（每次都曾发行纪念邮票，我大部分都有），可谓一个盛大的纪念。在我个人，这一百年中（如以邮政总局成立计算，事实上只有八十二年）竟有六十年之多，曾从事邮票的搜集，日积月累，以至于今，也有相当可观的成绩。这次，当我们自印第安纳州搬家，清理积存十七年的籍箧中旧物时，就发现好几本值得珍贵的旧邮票簿子，以及装满邮票的信封、口袋，有的在上面还盖上邮局戳印，以及寄信人的姓名、地址。这些清楚地表明我搜集邮票的年代，它们也打开了我的为岁月所弄糊涂的记忆力，一幕一幕地昭示着我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所作集邮的努力，因而使我怀念着、憧憬着当时的工作情况。
事实证明，当我在上海圣约翰青年会学校读书时，已对集邮发生兴趣。那是1920至1922年期间，我正好十三、四岁。原来在这次搬家中，我找到了两册四英寸阔，六英寸半长的练习簿，上有中英文的学校名字；一本上还有我当时的英文姓名。后页有一张英文的上课时间表，知道我当时读的有英文文法、读本、作文、地理、历史、代数、科学，以及圣经。可是，在这两册练习簿里，没有笔记，只夹杂着一些邮票，中西各国都有。更妙的，在第一本书的前面（只剩下几张散页），贴上的并不是邮票，而是若干剪成如邮票大小的方块或长方纸，有“中华国耻”，“国民毋忘五九”，“万众一心，共同救国”，“学潮，救国纪念”，“提倡国货”，“勿买日货，永久坚持”等字样，当为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所印。另外，尚有些中华邮政的“快递邮件”，中华民国印花税，“欠资”邮票（国内有一枚“大清国邮票”），江苏省卷烟营业税凭证，与“中国国民党党费印花，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发”（共三枚，为叁仙、壹角、贰角）。在当时，这可能是犯禁的。至于那些正式的邮票，原先贴上去的，都已取出放入另一册邮簿，只留下一些蜡纸的痕迹而已。
我的第二本邮票簿，比较精致漂亮得多了，虽然它的红色假皮封面已有些褪色。它是英国货，书名The Improved Postage Stamp Album，伦敦Stanley Gibbon公司出版。那是一家老牌的铺子，从事邮票交易至此册十九版书印行时，已有八十多年。书中虽无出版年月，却有一条线索，能考订出这是1936年。因为，在其中大不列颠帝国邮章的一页上，载着当今的君主是爱德华八世。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国国王，在位不到一年（1936年正月至十二月），就被鲍德温宰相逼宫而退位。书首有四页五大洲（欧非二洲合在一页）的地图，所列国家、岛屿、殖民地、占领区、特种邮局，共有五百多项的地名索引，可谓洋洋大观。这一本二百页的书，差不多每页都粘上邮票，书后18页空白纸上，也贴满了我搜集最多的中、日、美、德、匈、奥、波几国的邮票。那些中间，我最不欣赏的是第一次欧战后发行的德国马克邮票，千篇一律的图样，毫无美观；有几张原来二百与一千马克的邮票，都盖上邮戳，增值为二百万（2millionen）马克，与1948年至1949年一百万元一张的中国邮票可以相比。
书上其他国家的邮票不提，且略谈比较完整的中国邮票，自满清始以至抗战初期。我有一份相当多的“大清国邮政”的蟠龙邮票（都是旧的、有邮戳的），自半分及壹分起，至壹角止，仅缺六分、八分、九分三种；可是，二分邮票有红绿两种颜色，四分有桔色、褐色两种，五分有酱色、淡酱色、淡黄色三种，壹角有蓝绿二色，都表明是在不同时期所发行的。清朝邮票加盖“中华民国”（有红黑两色）的，亦有半分、一、二、三、四、五分，与应该是数目很大的邮票了。印上帆船（半分至壹角），农耕（壹角至五角），与壹角7种。壹角以上，只有贰角、叁角，在当时，应该是数目很大的邮票了。印帆船（半分至壹角）、农耕（壹角至五角）、与西式大厦（壹元以上）的中华民国邮政的邮票，我搜存更多的种类。其中有半分、一分、一分五厘、二分，以至壹角的邮票，中间仅缺九分。一角后，有一角三分、一角五分、一角六分、二角、三角、五角邮票，别的都缺。价值高的，有一元与二元邮票两种，更高的就没有了。这些邮票中间如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一角五分、五角、一元，都有不同颜色，而颜色又有深浅的分别。此外，有些邮票上加盖“限四川贴用”，“限新疆省贴用”，或加盖（有不同的红黑二色戳印）看作一分、二分、三分、五分的，我也收入，以略备一格。另有一个特别的四分邮票，上面加盖蓝色字样：“三分、附收赈捐一分、三c”——那是说，这枚邮票售价四分，却只作三分邮资用。在长城上空有飞机的航空邮票，却贵得多了，在我簿子上的那一份，有一角五分、二角五分、三角、四角五分、五角、六角、九角、一元、二元、五元，共10种。有一枚五元的航空邮票，加盖“国币贰百元”的邮戳，当为后来贴上去的，那已届抗战时通货膨胀的期间了。此前，尚有我们现在还容易看到的一些国民政府在南京时所发行的革命先烈邮票，自半分至五角，有黄兴、陈英士、宋教仁、廖仲凯等人的半身像。
书上另有好几套珍贵的有邮戳的纪念邮票，自满清以至国民政府时代：①“大清邮政、宣统元年”，有天坛图样的贰、叁、柒分三种；②“中华民国光复纪念”，有孙中山先生像的壹、贰、叁分三种；③“中华民国共和纪念”，有袁世凯像的壹分、叁分二种；④“宪法纪念”，有天坛图案的壹、叁、肆分，与壹角，另一套加盖“新疆省贴用”；⑤“中华邮政开办二十五年之纪念”（1921年）有壹、叁、陆分，与壹角四种，其图样为穿西装的三个人像，大概是内政部长、邮政局长之类的大官（编者按：1921年10月10日发行的“纪5中华邮政开办廿五年”纪念邮票。邮票上印了三人，分别为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靳云鹏，交通总长叶恭绰。左边那位谢顶者是叶恭绰。这套邮票后来加上“限新省贴用”黑色字样，改成“纪新1”专供新疆地区使用。）；⑥“孙总理国葬纪念邮票”，有庙宇一座，有一分、四分、一角三种；⑦“国民政府统一纪念邮票”，图为军装年轻的蒋（中正）先生像，有一分、四分、一角三种；⑧“谭院长纪念邮票”（无“中华邮政”字样），有谭（延闿）像，为二分、五分、二角五分三种；⑨“新生活运动纪念”，有二分、五分、二角、一元四种，图样不同，但每枚上部有“礼、义、廉、耻”四字；⑩“中华邮政、开办四十周年纪念”（1936），有二分、五分、二角伍分、一元四种，有不同图案的船舰与大厦（邮政总局？）等。最后第11种，是一套在抗战时期发行的四种特大型的“美国开国百五十年纪念”邮票，有五分、二角五分、五角、一元四种。每张邮票上，右面有中华民国地图（完整无缺，此时外蒙古尚未独立），左面有中美两国的国旗。此套邮票品质特佳，印工精，颜色鲜艳，与三年后美国发行的中国“抗战建国”邮票，有同样历史的意义与价值。
这时期，我所收藏的美国邮票也相当丰富，在那本英国邮票簿上，一共有6页（粘贴在后面空白纸上的3页），约150张不同的邮票，普通与纪念的都有。其中纪念邮票，有年代可查的最早的为一套两张1892年发行的哥伦布纪念邮票。每张上有1492—1892年份。一分蓝色邮票，下书“哥伦布发现大陆”，哥伦布雄壮地立在中间，两旁各有一个蹲着的上身裸体的印第安人，二分紫色，作哥伦布登陆，印有哥伦布及其从者多人。其他尚有几种成套或单张于1907、1909、1915年发行的纪念邮票；次之，自1920至1940年代的邮票更多，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一枚长方形的蓝色五分邮票；左上方有林肯像，右上方有孙中山先生像，下印“民族、民权、民生”；二人中间有CHINA一字，下有白色大星一枚，在一蓝色圈内有字样如下：这个邮票原是珍珠港事变后，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在下一年为我国抗战5周年纪念时发行的。美国邮票而有中国字，在我所看到的，此为首次。
这些中、美邮票，以及欧、非国家的，有些是我最初在圣约翰青年会学校所搜集的，贴在练习簿上，后来挪到此册英国出版的大簿子上；大部分却是我在此后二十余年来（1919至1942年）随时随地得来的。主要的整理及粘贴工作，大概于1936年暑假在上海时做的。后来抗战发生，在昆明重庆两地，此书仍带在身边，不时增加，直至1942年，那时我已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教书了。它为我初期集邮的精华，经过了一个极长的时期，在我的生活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纪念。此后我所做的，只是加工而已。
1942年至1946年期间的加工，产生了另外两册散页邮票簿。第一册原来是我在耶鲁大学读书时所购的七孔活页的皮面笔记簿，十分讲究，可放上百余张散页。
后来我当教员时，也以此为演讲簿。在重庆教书，演讲改变方式，因此把它作为邮票簿，以补充那册已贴满中、美邮票的美国簿子。书中所搜集的仍为一些中、美、欧、澳邮票（但无日本的），主要还是中国与美国的。在此册内的国邮并不精彩，有些纪念邮票是重复而不全的副套。比从前增加的只是许多孙中山先生像邮票，有几张的价格已高到一千与三千元；还有好几套纪念邮票，那是抗战后期在重庆发行的，但大部分印刷与品质仍甚精美。兹列举如下，以见在短短几年的“抗战期间”邮政所作的努力：①“节约建国”，一套六张，自八分至一元；②“赈济难民，附捐邮”，一套六张，自二元加二元（实售四元），至二十元加二十元（实售四十元）；③“平等新约纪念”，一套六张，自一元至二十元；④“林故主席纪念邮票”一套六枚，自一元至二十元；⑤“国父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一套六张，自二元至三十元；⑥“中国国民党五十年纪念”，一套五张，自二元至二十元；⑦“蒋主席就职纪念”，一套六张，自二元至二十元；⑧“庆祝胜利”，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一套四张，自二十元至三百元；⑨“蒋主席六秩寿辰纪念”，民国三十五年，一套六张，自二十元至三百元；另一套有“东北贴用”字样；⑩“国民政府还都纪念”，一套五张，自五百元至四百元；11“中华民国邮政总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一套五张，自一百元至五百元；12“国民大会纪念”，一套四张，自二十元至一百元——另有二套，一为“限东北省贴用”，二十元作二元，一百元作十元，一为“限台湾省贴用”，二十元作七十钱，一百元作三元，以此类推。13一张五百元的“孔子”像。这些邮票在我书上的次序，系按照当时它们发行的日期，于此也可见邮费在这四年中随着物价而迅速上涨。中国邮票部分的后面，还附有一套八张（一、二、四、五、八、十、十二、二十元）的大邮票，上为“抗战胜利纪念”，下作“晋察冀边区邮政”，全新，不知在何处买来的？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件集邮纪念大事，使我增添了第四本邮票簿。1945年秋，日本投降，在庆祝胜利的时期，民情奋发，邮局为迎接这个盛大日子的来临，公布于9月3日那天，在所有邮票及信件上加盖“抗战胜利纪念”的印戳。那天一早，我就到沙坪坝邮局去排队，手里拿了许多张贴上各种纪念邮票的纸头，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等待局员在邮票上面加盖国史上最光荣的邮戳：这些珍贵的邮票，我都放在一本用中央大学外语研究所信纸所订成的册子上。
在前面首页，我还膺造了三张假邮票：
二圆的“日本亡国纪念”，五圆的“美军登陆疏球纪念”，与陆圆的“中华民国千年纪念”。
今天看到了这些真假邮票，使我不胜感慨地怀念着当日的情绪。
除了这些纪念邮票外，这本全是国邮的簿子，尚有十几页各种不同价额的孙中山先生邮票；一套四张的航空邮票，上面加印“防空”与一枚炸弹图样，其中壹圆的已增值为“暂售壹千圆”，一套四张的“还都四周年纪念”的邮票；另一套增值，如壹圆“暂售叁拾圆”。
此外，还有些在日本占领华东与华北时伪政府所发行的邮票，上面仍作“中华民国邮政”；另有满洲国与蒙古邮票，成套或单枚的共有三十余种。这些大概是1946年初自渝回上海时所购置的，也是我第一期集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可是，在总结那段经验以前，还得提一下我那个大腹便便的长信封，里面塞满了剪下来而尚未整理出的晚期的孙中山先生邮票，有多种式样（纸张也不同）与价格。其中，百元、千元的邮票不计其数，万元以上的有一万、二万、五万、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五十万，以至最高额的一百万元——不知还有无比这更大的数目？最初，我寻出一连五张（四张五万元一张二万元）从航空信封上撕下的邮票，上有1948年三月五日天津邮戳，合邮资二十二万元。但此尚不足为奇，我另有一连三张一百万、五十万、二十万元的邮票，共邮资一百七十万元。这封信的价值之高，应该打破一切记录，但可惜邮戳打得不清楚，认不出年月日，只知道是上海发出的。我也保存着好几个有历史意义的完整的信封，其中一个航空信封，是剧作家杨村彬自上海寄来美国的，上有孙中山先生邮票三枚（二万、五万、十万），共合邮资十七万元，邮戳上寄信日期为1948年7月16日。这些邮票与信封，都是1946至1949年我在佛州冬园Winter Park与康州新港New Haven时所积存的，随收随藏，没有整理出来。至此，也就结束了我的第一期30年（自1919年五四运动始）汇集国邮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最使我怀念而动感情的，是在集邮期间家人给我的帮忙与鼓励。最初，在青少年时，父亲（即柳亚子先生——本刊注）是我集邮的同志和支持者。差不多当时我所有的旧邮票，中外一样，都是他给我的。他有一个习惯，凡是友人（他交游广天下）来信，总是连信封一并保存，如此数十年来，积存了好几只箱子。当我弄邮票的时候，他就为我从箱子及抽屉里找出成百上千的信封，把邮票剪下来给我，并帮我做检对、取舍、辨别、品相的工作。如发现一枚前所未有的邮票时，他同我一样地高兴。他对我的帮助，始终没有间断过。当我于1932年自美返国，在天津教书时，他还继续供给我一些朋友们为他搜集的邮票。现在我已寻到的，有8个“上海市通志馆”（他做过馆长）与10个“南社纪念会”（设在上海市通志馆）信封，里面装着香港、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邮票，都是从父亲那里拿来的。此时，我的太太也成为我集邮的第二个协助者。她总是帮着把我们接到的信上的邮票，那些不常见或外国来的邮票，剪下来，历年来也积有成数。抗战胜利那天，她也同我到邮局去排队。等到抗战结束，我们预备来美期，我的女儿也加入了这个集邮集团。这有我太太的一本通信簿兼邮票簿（上面贴有18种纪念邮票），与我女儿的两册，有六百多枚邮票（其中有中国、满洲、蒙古、日本、香港、菲律宾，与欧美）的“拍纸簿”为证。她那时不过八、九岁，可说是一个小集邮家，可惜来美后没有继续下去。（编者按 柳家两代名人，实寄封均被剪去，信件毁弃，多么可惜！看来名人集邮也要懂得实寄封才行。）
我的集邮第二期的30年（1949至1979年），是在美国过的，所搜集的主要亦为美国邮票。这类工作分两种：保存旧邮票与购买新邮票。由于这长期的习惯——三十年如一日——家中到处都有剪下或撕下的旧邮票，先在饭桌或书桌上露相，随即失踪于信封、口袋、抽屉、箱子内，有如在前面所提到的。这种“搜集”而不“整理”的办法，为我第二期集邮的特点，与第一期的成绩比较，不免相形见绌了。
30年中所积存的邮票，实在不少。现在旧梦重温，把那些约略地翻阅一下，却显得光怪陆离的有趣。先说我买来的美国纪念邮票，就在百种以上，其中有三、四、五、六、八、十、十三，以至十五分的，可见在这30年内普通一封信资随着物价上涨了五倍，而涨得最快的还是最近几年。举例言之，我集的圣诞邮票，在1962年尚是四分，1963年五分，无年份的八分，1975年十分，1976年十三分，到1978年就已十五分了。更值得一提的，是一张为纪念中华民国五十周年而发行的四分蓝色邮票，上有“中华民国”四字；两旁另有两行小字。
此期所集的加拿大、南美与欧洲各国的邮票，也比早期为丰富。我们去过南欧与北欧，但未购置邮票。我们也曾三游加勒比海一带在水上闪耀有如宝石的岛屿（即从前所谓西印度群岛），去了十几处（就是没有到古巴）。那边的风光真美，海水的碧绿与天空的蔚蓝相映，有奇异的走兽飞禽，稀有的美丽花卉与服装特殊的土著，这些景物被美化在邮票的图样上，引诱我作一次破例的搜集。我买了几十枚可爱的邮票，余兴未衰，上岸后就去找专门招揽游客，买本地特产、风景片等的铺子，但是没有邮票。又走上十几条街道，找到邮政局，用我不成熟的法语告诉局员要买些纪念邮票。他很耐心地从各个信封内找出各种色彩鲜艳的邮票，包在蜡纸内给我。当时很高兴这次的收藏，哪知回到船上打开来一看，原来我所买的都是些法国的纪念邮票！
欧洲的邮票，可以说西欧各国的我都有数十至数百枚，而东欧的却甚少。如英、法、德、意、西班牙等国的邮票，数量虽较多，也只是零星地搜集一些而已，但其中也不无珍贵的。这使我想起一件故事。去年，在印洲省会举行世界邮展，在电视新闻节目上我听到记者谈到会中有几种特别珍贵的邮票。其中一枚，为西班牙国家Goya所绘的大型裸体女像；它发行不久，遭天主教堂等人士反对，以为不雅观，有伤国体，因而禁止流通。物以少为贵，此枚Goya邮票遂为集邮者所竞购，提高价格至数千元。仿佛记得我藏有这样一枚邮票（大概图样的显著曾引起我的注意），当即查阅我的邮票簿，居然发现了这一张。我立刻写信给那家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员，问有无出售此枚邮票的机会。他复信给我一个印州集邮会书记的姓名。我写信去询问，却如石沉大海，打破了发财的好梦！
在这30年内，我继续收集邮票，没有间断。从信封与包书纸上剪下来有邮戳的旧邮票，自己购买与朋友送的新邮票，加上从前于1946年在美的初期所集的国邮，一共可能积存四、五千枚，虽然大部分是重复的、零星的。其中许多早期的国邮，除已整理出来贴上簿子外，都散装在各种信封内，有清朝的蟠龙邮票，民国的帆船和农耕邮票，孙中山先生与其他革命先烈像的邮票，与成套的纪念邮票，多得无法统计。至于后期的国邮，台湾邮票，我存有的更丰富。
这些邮票大家已看到过，不必重述。仅说我最喜欢的，是好几套国画邮票。其中品相最精美的要推二套，每套四张的“蒋夫人画山水”邮票。其他成套的有关中国古代文物的邮票，如古钱、古鼎、古磁器、古乐器、雕漆器、书法等，都有历史价值。 这篇琐记，随笔写来，不觉已太冗长。在搁笔前，我愿趁此机会，预先告诉读者，当集邮70年来到时，我将补上一篇后记，报告此后10年内的成绩。那时我拟写的中国戏剧史应已完成，再没有别的计划使我忙着。我希望：当我闲着无事，坐在摇椅（待购）上摇摆够了，虽然老眼朦胧，不良于辨别邮票上的芝麻小字，我仍将发愤工作，从所藏山积的邮票中间，整理出一册我的最后、也是最完备的邮票簿来，作为留给后代集邮者的遗产。
附2002年中新社报道（吴荣先提供） 知名美籍华人学者柳无忌旧金山病逝 享年95岁
知名美籍华人学者柳无忌教授，当地时间十月三日在美国旧金山市孟乐公园寓所病逝，享年九十五岁。五日下午，其生前亲友为他下葬。柳无忌与其夫人合葬墓面向太平洋，隔洋向西眺望祖国。
柳无忌先生为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哲嗣，早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一九三二年回国后，先后在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任教，一九四六年再度赴美，前后执教于劳伦斯大学、耶鲁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任文学教授。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印第安纳大学创办东亚语文系，任系主任。
柳无忌对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均有深入研究，撰有《中国文学概论》、《中西古典戏剧比较研究》、《西洋文学研究》、《关汉卿的戏剧艺术》、《合称双璧的董(解元)王(实甫)两部西厢记》、《苏曼殊传》等中英文著作多种。他致力于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将中国古典诗词名篇译成英文，并编有《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选》，为中西文化交流起了桥梁作用。
由于柳无忌的学术成就和声望，他被列名于世界名人录、美国名人录、美国教育界名人录、美国学术界名人录、世界现代作家名人录和国际名人传记。
柳无忌年少时参加过柳亚子参与创办的近代文学革命团体南社，晚年着力推动南社研究事业，任国际南社学会会长、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名誉会长。他倡导和资助南社作品的重刻和编纂、出版，支持和资助南社研究资料和论著的出版，多有贡献。
作者： 柳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