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丝路上的战略资源：从“汗血天马”到“活货币”
从秦帝国开始，中原王朝对马匹的持有量和其国力息息相关，稳定的中原政权都在操心养马事业。汉武帝两次派李广利远征大宛，最终带回3000匹良种“天马”，改良了中原马种。即使是草原人民南下建立的北朝诸政权，也不敢在养马之事上有所轻忽。从汉代在西北边郡广设“牧师苑”，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建立的“河西牧苑”，再到唐代于陇右地区创立规模空前、高度组织化的“监牧”制度，历代王朝巨额投入，利用西北部、北部的广袤草场，同时辅以民牧，以确保战马质量与数量的稳定。
丝绸之路是“马与丝绸的交换”，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朝每年向乌孙国赠送“缯絮食物”，换取乌孙马，大宛、康居等国则用良马换取中原的丝绸、铁器和茶叶。唐朝在陇右“八坊四十八监”，养马70万匹，其中60%的种马来自西域，正是凭借这些战马，唐军才能击败突厥、吐蕃，维持“天可汗”的地位。当然，马的交通工具的属性也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处于重要位置。
艺术中的精神图腾：从“马踏匈奴”到“昭陵六骏”
马的形象始终映射着时代精神。秦代兵马俑的战马高1.5米，肌肉线条写实，耳朵前倾、双目圆睁，展现的是“蓄势待发”的军阵威严。汉代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马身雄浑厚重，马蹄下的匈奴人蜷缩挣扎，将帝国征服的霸气钤记于石刻。唐代“昭陵六骏”则是另一种风格：“飒露紫”“拳毛騧”等六匹战马，鬃毛飞扬、肌肉紧绷，其间“中箭而死”的造型更是传递出“君臣同袍”的悲壮。李世民曾说：“朕自征伐以来，所乘戎马，陷军破阵，济朕于难者，刊石为镌真形，置之左右，以申帷盖之义。”可见，“天可汗”也是把他的战马视为自己的“战友”的。
宋代文人将马的象征从“军事”转向“品格”。李公麟的《五马图》中，西域进贡的名马“凤头骢”“锦膊骢”姿态闲适、线条纤秀，配着牵马的圉人，不再是战场猛兽，而是“文人理想”的投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成为人才的隐喻。明清时期，马的艺术形象逐渐趋于程式化：故宫太和殿前的铜马，鬃毛整齐，姿态端正，更像权力的“静态符号”，少了汉唐的生命力。这种变化背后，是马从“战斗伙伴”到“文化符号”的角色转变。
现代社会的“老马新途”：从工具到伙伴
2025年6月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世界马日”，这一决定背后是马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重构。
工业革命后，马从“生产力主力”退居边缘，但它并未消失，而是以新角色回归人类生活。现代马的贡献体现在三个领域：医疗康复，利用马的节律运动帮助脑瘫患者改善平衡能力，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数据显示，马术治疗可使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焦虑指数下降40%；文化遗产保护，如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四月节”、英国的“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上，马成为传统文化的“活载体”；生态旅游，在内蒙古草原、新西兰牧场，骑马体验让现代人重新感受“人马协作”的原始联结。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指出，全球仍有6000多万匹马用于生产生活，在世界上欠发达地区，马仍然在经济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世界马日”的意义正在于：提醒人类，马不仅是工具，更是文明的共同见证者——从草原驯化到我们用机器制成的“天马”来完成星空的探索，马始终是人类梦想的延伸。
从黑海草原马被戴上马衔时的第一声嘶鸣，到联合国大会上的“世界马日”决议，马与人类相伴的5000余年，是一部文明共生史。它们曾是权力的符号、战争的武器、贸易的货币、艺术的灵感，如今，它们是伙伴、是疗愈师、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在这个人工智能狂奔的时代，马的存在提醒我们：真正的进步，从不排斥与自然的温柔联结。
（作者为内蒙古大学考古文博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