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市区东南面约15公里的地方，珠江的官洲主航道与沥()水道之间有一个地名为小谷围的江心洲。属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面积18平方公里。岛上地貌为丘陵台地，走势平缓，海拔20～30米。小谷围岛上的6个行政村中，以位于西北部的北亭村最大。2003年2月的一天，这个小村庄的宁静被打破了。
广东省委、省政府和广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小谷围岛建设广州大学城。为配合基础建设，文物考古工作者们对小谷围岛的地上地下文物开始进行全面调查。调查工作在村民们的配合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可考古工作者却从村民口中听说有一个怪异的“防空洞”，好像曾是一座墓葬，当地还称它为“刘皇冢”。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这个“刘皇冢”位于北亭村西南侧的青岗北坡，当拨开层层杂草，掀起枝枝藤蔓，展现在眼前的景象让人目瞪口呆。这根本不是什么“防空洞”，而是一座残破的陵墓。历史的大门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打开了。
“刘皇冢”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五代官窑青瓷，但它的墓主人身份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曾经用作牛圈、农民浇菜的蓄水池，至文革时期还被村民当作防空洞。这座陵墓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陵墓前室券顶已被打开，封门上部遭到严重损毁，一块封门石板还被遗弃在了墓左山坡上。墓室内的陪葬器物已然无存，后壁及两侧壁龛均遭破坏，铺底砖全被撬起。本以为在如此破坏之后，应该不会留下什么文物了，谁知在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后，却令人惊喜地在墓道器物箱内清理出一批青瓷罐与釉陶罐，这是广州第一次发现如此众多的五代瓷器，极为难得。
发掘从2003年6月中旬开始，至8月上旬结束。墓室用厚大素面青灰砖结砌，封门结构是广州所有古墓砖砌封门最特别的，南北两侧墙用平砖与楔形砖错缝结砌，中间横置三块长大石板限闸。墓道南端接封门外侧有一用单行砖叠砌的器物箱，内置青瓷罐190件，釉陶罐82件，共计272件。摆放东西呈列，南北呈行，整齐有序。在墓道出土如此众多的瓷器，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这些青瓷属官窑制品无疑。其胎质坚致，釉色青中闪灰，晶莹透亮，为五代青瓷中的上品。如此大批出土，真是无价之宝。但从其胎、釉、造型等方面来看，都与江浙的窑品有别，应为当地所产。但其窑址在哪？这给考古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难。拥有如此众多珍贵陪葬品的墓主人又是谁呢？
历史资料告诉考古人员，“刘皇冢”可能是南汉康陵，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唐末到北宋之间，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一个大分裂时期，即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是指建立在中原地区的五个前后更替的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是指在秦岭-淮河以南建立的十个割据政权。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五代武人为夺权而互相攻伐，致使北方战乱频仍，赋役繁重，人民生活困苦。大批北人流徒南方，给南方带来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加上南方战乱较少，社会较安定，故经济发展迅速，全国经济重心也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
南汉国是五代时十国之一，曾称大越国。为刘隐、刘岩兄弟所建，定都广州，称兴王府。强盛时有六十州，约今广东、广西、海南及湖南南部，还曾占据交州(越南北部)。刘岩在位时依靠士人政治，开科取士，加上海外通商，国势较富足。南汉地处南疆，得以偏安一隅。但其后几代统治者都是荒淫残暴之君，滥用酷刑，又广聚珠宝珍玩，大兴土木。后主时宦官垄断大权，朝政更加腐败。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兵攻占广州，南汉遂亡。
南汉立国67年，历三世五主。据史书记载，刘隐为清海节度使，兼静海节度使，后梁封他为南平王，再进封南海王，是南汉的奠基者，死时并无称帝。六年之后其弟刘岩称帝，追尊刘隐为烈宗襄皇帝，葬德陵。称帝的刘岩死后谥天皇大帝，庙号高祖，葬康陵。其子刘晟死后庙号中宗，墓昭陵。殇帝刘玢在位一年，为其弟刘晟所弑，未载有陵。后主刘为宋所掳，亦无陵。因此，南汉有三座陵墓在广州，即烈宗刘隐的德陵、高祖刘岩的康陵、中宗的昭陵。1953年广东省文管会在广州东郊石马村发掘了一座南汉砖室墓，因残墓砖上发现刻划“乾和十六年……”纪年，从而可判断为中宗刘晟的昭陵。而后主刘死在开封，后被赐归葬于韶州(今韶关)城北六里之刘王山。关于德陵和康陵之所在，文献中有各种说法，却始终未能确切找到。那么，这座神秘的陵墓是否就是德陵，抑或康陵呢？
这座陵墓所处的北亭村的得名也大有来头，据传与南汉国不无关系。史志记载南汉皇帝在此修御苑和陵区，又在村子附近的山冈上建哨所，后以“亭”名村，村在亭北，称北亭。今北亭村的街墟仍称为昌华市，据传即是南汉的昌华苑所在。
这座陵墓被当地人戏称为“刘皇冢”。清康熙二十五年版《番禺县志》和屈大均《广东新语》等方志记载称它为“康陵”，明崇祯九年九月，“田间有雷出，突而成穴。耕者梁父……率子弟入，将大发之。所发隧道如城巩，中有碑文，始知为南汉墓也。” 传说从墓中取出许多金银珠玉，还有金人银像。邻舍发觉之后，争往夺宝，惊动了官府，有人向邑令告发，邑令进行更大规模搜发。由此，民间一直相传这就是南汉康陵，1989年编印的《番禺县文物志》“南宋刘岩墓”条即因此说。
看来，这座被毁弃的陵墓似乎就是南汉康陵了。考古工作者刚刚松了一口气，紧接而来的又一个发现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之外，并将这一推断很快击碎了。
又一座“圆坛”型墓葬被发现了，谁也不知道它会告诉我们什么？它会颠覆什么？
考古队的另一彪人马在青岗东南相距经800米的大香山南坡同时进行勘探和发掘。在断坎上发现了一些砖砌结构，当时考古工作者没有在意，认为只是一座晚唐砖室墓。
2003年6月，考古人员开始在大香山东南坡顶进行发掘，清理耕土层没多久，就发现有唐末南汉板瓦及瓦当堆积。发掘人员立刻意识到这不是一座墓葬而应当是一处建筑基址。这里为什么会有建筑遗迹呢？一个参与发掘的北亭村民的话打断了考古人员的思考：大香山南坡山腰有个“瓦渣岗”，有很多砖瓦，早些年村民还在那里取过砖。
考古人员马上又移师“瓦渣岗”进行调查和勘探，果然在二级台地上发现一个浑圆的土堆，此地已弃耕多时，杂草齐胸，灌木没顶。当考古人员将覆盖在该“瓦渣岗”表面的植被稍作清理后，竟现出了一个砖砌圜壁结构，类似“圆坛”的建筑。经过钻探和试掘，圆形的砖土构建筑主要由圆台、方台、散水等分层构成，不是一般建筑，可能为坛类建筑。史书和方志等文献有南汉皇帝在冬日“祀天南郊”的记载，因此考古人员初步推测这个圆形建筑可能是南汉皇帝“祀天南郊”的圜丘。这种设想使考古工作者异常兴奋，因为坛类遗址在我国的考古发掘中极为少见，一旦这个遗址属实，必然会轰动整个考古学界。9月中旬发掘人员就急赴北京向国家文物局和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汇报了发掘情况。
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并不如人想。随着进一步清理，11月18日，发掘人员在圜丘的南北两侧相继发现了多个盗洞。根据盗洞处露出砖筑墓室的券顶，发掘人员惊讶地发现：这个“圆坛”竟然是一座造型奇异的墓葬。他们调整了发掘思路，在采取一定加固保护措施后，从大盗洞入手开始清理墓室。但随后的发现却又一次不得不让人们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考古人员眼中惟一的只是他们手铲下的事实，而不是脑海中的理论。
“圆坛”墓葬中的文字表明了它的身份，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人们的思路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文字证据决定了一切。2004年2月下旬，考古人员在这个“圆坛”墓葬中发现了哀册文碑。
整个墓葬地宫筑在陵台正下方，墓向朝南。由墓道、封门、甬道(门洞)、前室、中室和主室组成。前室较为短浅，同中室相界处，立有一道直墙，顶端镶于券顶内。前室两侧壁中部对称设置有直棂假窗和小龛。前室中部近甬道处就横立着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哀册文碑，应是在下葬封门前放置的，工匠们将前室的铺地砖凿开，挖了一道槽就这么放进去。结果造成哀册文碑下部有两排文字被埋入地下。
中室与前室交界处也应该有门相隔，门框结构已毁，两壁尚留有立柱、门框的残迹。门框里侧两端还设有门臼，铺地砖上直接凿成圆形凹槽，推测是放置门槛和门扉之用。后室的砖砌棺床，已经被毁，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了。中室和后室的两壁上还分别设置14个小龛，上下两行，每行7个，略呈“品”字形分布。
打破墓室和陵台的盗洞共有7个，其中3个直接打到了墓室，其中贴近封门石板西侧的盗洞与凿穿陵台及中室券顶的盗洞年代最早，是北宋时期的盗墓贼所为；打破陵台北部及后室券顶和后壁的大盗洞，就是明朝人干的了。由于曾遭多次盗扰，所以整个发掘中出土的器物也就少之又少，至于完整器更是凤毛麟角，不免让人有些丧气。陶瓷多为罐、碗残片，还有石俑残件、玉石片、银环、开元通宝铜钱等撒得满地都是。特别的是有香蕉、菠萝、菇、木瓜、荸荠、桃子、柿子等陶制生果，以及一批碗、杯、瓶等玻璃器皿残片，显得颇为独特。出土玻璃器的造型、胎质及工艺反映出它们来源于海外，不是中国的制品。
最为幸运的是哀册文石不入盗墓贼的眼，一千多年下来保存完好。终于让考古人员一窥墓主人的真面目了。此碑无座，高115米，宽154米，厚0.2米。碑侧刻缠枝蔓草纹。墓志文字为楷书写就，首题“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38行，满行35字，共1062字。
碑文明确的表示：这是南汉高祖康陵，刘岩崩于大有十五年(公元942年)四月，于同年(光天元年)九月“迁神于康陵”。此文通篇结构完整，在叙述中不时夹入骈列的赞颂之辞，最后是四字体的铭文。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是目前考古发掘中年代最早的一块哀册文碑石，比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辽庆陵圣宗耶律隆绪太平十一年(公元1031年)的哀册文碑石还要早90年。全文欧体书写，一字未损，真是一通极具历史、考古、艺术价值的重要石刻。
既然这座“圆坛”墓葬真是南汉康陵的话，那么原先发现的“刘皇冢”就肯定不能是康陵了。考古人员不得不重新思索：它又是谁的呢？
“刘皇冢”虽没有发现明确纪年或文字，但一番推理论证之后，它的墓主人还是呼之欲出了。
在不远处大香山出土的康陵因有哀册文碑发现，故墓主身份、墓葬年代明确清晰。可是青岗“刘皇冢”没有发现明确纪年或文字，那么又是怎样推断它的墓主人身份呢？考古工作者作出了严密的论证：
首先从墓葬形制、结构、砖材及出土遗物，可推断其为五代墓。如此大规模的墓葬，又在墓道集中出土过百件青瓷器，从而说明墓主身份高，当属五代南汉国王室成员墓。该墓的规模与康陵大小相近，二者南北相距800米，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前面讲过南汉有三陵在广州。刘隐死时没有称帝。是他弟弟刘岩登基后，才追尊刘隐为烈宗襄皇帝。《资治通鉴》和《新五代史》都有关于襄帝陵、烈宗陵于海曲的记载。现存于广州光孝寺西千佛铁塔的铭文记载其监造者大太监龚澄枢曾任德陵使。现存广东韶关市浮源县云门寺内门的《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宏明大师碑铭》也有“德陵使”职衔的记载。
三是海曲的方位，《大清一统志》记载：刘隐墓与其父刘谦墓同在粤西封州(今封开县)北十里刘王冈。取这种说法可能是因为封州乃刘氏倔起之地，刘隐该死后归葬。可实际上虽然刘谦在封州起家，但刘隐在封州活动的时间很短，大多数时间在广州为官。所以，他在广州死后不太可能专程运柩到封州。据《通鉴》、《欧史》的记述可知，德陵葬于海曲，附近有昌华苑。顺藤摸瓜，那么昌华苑又在哪里呢？
关于昌华苑的地理位置有三说：一是在荔枝湾(黄佐《广东通志》)；二是在河南小港桥西(《广州城坊志》)；三是在河南官洲北亭，即今番禺小谷围岛，又称荔枝洲(宋《舆地纪胜》)，《广东新语》、《十国春秋》、《番禺县志》等均取此说。三说都不离广州，因此昌华苑当不至于设在粤西封州。北亭村如今犹称昌华市。小谷围岛盛产荔枝，又四周环水，正好符合文献对于海曲的记载。
1953年发掘了中宗刘晟的昭陵，高祖刘岩的康陵又在大香山发现，北亭村青岗的这座砖室墓就只有可能是烈宗刘隐的德陵。刘隐卒于公元911年，死后6年，其弟刘岩即位当年，追尊隐为烈宗，此墓营建的时间当在公元911～917年。
终于，南汉二陵的真相在千年以后大白于天下。
康陵陵园以圜丘形陵台为中心，颠覆了汉唐皇陵封土以方为贵的传统，它如此独特，与刘岩穷奢极欲的性格有关，与刘氏可能的大食(阿拉伯)血统也不无关系。
康陵的独特造型让考古人员始终颇为讶异。整个康陵陵区以居于园内中部偏北的方座圜丘陵台为主，四周有夯土墙垣包围，陵垣四角筑有角阙。南墙正中为开园门，门外为廊房建筑。范围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约80米，总面积达12800平方米，南北高差达15米。康陵地面的陵园建筑，形式独特，为五代十国的帝陵首见。陵园四角的二重阙，在地宫上筑圆形陵台等特点都是国内陵墓中罕见的。尤其是圜丘形陵台，颠覆了汉唐皇陵封土以方为贵的传统，颇有开创意义。
南汉的陵墓既承袭隋唐的陵寝制度又有自己的特点。德陵发掘时坡面比较平缓，已无法判断有无封土堆。经在青岗一带勘探，没有发现地面陵园建筑。墓道的北端遭种植垦挖成断坎，因此陵前神道的情况不明。刘隐并未称帝，德号乃后来追封，所以也可能没有陵园地上建筑。康陵虽然也有陵园，四角有阙，但在陵园里既无寝殿或献殿，也无陪葬墓，仅南面有门，“积土为陵”，却建成以砖砌的圜丘方座的陵台。
康陵规模狭小，形制上别出心裁，可能与墓主刘岩的思想有一定关系，而并非经济方面的原因。其人非常迷信，初名岩，又更名陟。于梁贞明三年即帝位，改元乾亨，国号大越。第二年改为汉，第九年白龙出现于南宫， 改元曰白龙，又更名()，以应龙见之祥。有胡僧言：“谶书‘灭刘氏者也。’”乃采《周易》“飞龙在天”之义为“”字，作为名字。哀册文称刘岩“凝情释老”，“谭玄则变化在手，演释乃水月浮天。神游阆菀()，智洞竺乾。”今光孝寺内的东、西千佛铁塔，教育路的仙湖和药洲遗址，相传是南汉时方士炼丹药的遗址地方，是南汉皇帝尊崇佛道的表现。史书记载，说他又性好夸大……自言家本咸秦，耻王蛮夷，呼唐天子为“洛州刺史”。史载刘残暴不仁，为人苛酷，好杀人。“至有炮烙、刳剔、截舌、灌鼻之刑”。他生活奢侈，“厚自奉养，广务华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其人如此，它的陵寝肯定不会循规蹈矩。
此外，据一些专家研究，刘氏的先世有可能为大食(阿拉伯)商人。关于刘氏的祖先，古籍有上蔡、彭城等说法，曾居住福建，后到广东经商，唐末靠军功发家。实际上，南汉国主的祖父刘安仁自称上蔡人属于伪托，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桑原()藏、藤田丰八等考证广州、泉州等地唐宋伊斯兰教徒多姓刘。如果南汉国主的祖先非华夏族，对其思想行为就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南汉时期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富甲一方。南汉皇室穷奢极侈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么，他们是否真的是阿拉伯人的后裔吗？更多的真相仍然掩埋在黄土之下，等待着人们的发掘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