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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老三届知青”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影视节目中。但艺术的夸饰，失真的回忆和人为的美化，已经把历史上的“老三届”知青弄得面目全非。偶然看到一些名为《丑陋的老三届》、《丑陋的知青一代》之类的文章，甚至认为老三届连相貌都长得特别难看特别丑陋，不免让人发噱。时代的隔膜，竟至如斯。三十多年后回首，无论是当年的“伤痕文学”，还是所谓“青春无悔”的成功人士的独白，或者更年轻的一代出于无知对那个年代的浪漫想像，在关于知青运动历史的主流话语中，一代人或者被误当成革命乌托邦的过时遗产，或者被当成社会主义试验缴纳的“学费”，或者干脆被视为经济改革所急于抛弃的“社会包袱”，凡此种种，都远远遮蔽了历史和生活的真实。 
铁林这部书不但以“上山下乡”起始，其中的主要篇幅也涉及到这场知青运动，忠实记录和保持了知青生活血肉丰满的原有生态。特别是二十多年后，他重返故地，追踪访问旧时同学的实录，两相对照，将有助于读者对“老三届”知青的历史形像的重新复位。作为老三届，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都因为文革与下放农村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这一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使他们永远失去了改善和提高自身命运的机会。但这并不是他们自身的过错。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不过，也许还是史家兰克说得好，“每个时代离上帝都一样远近。”我们固然不能说这一代人各个英俊妩媚，但比起上一代或下一代人来说，也并不更丑陋。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被驱赶到农村去的，尽管他们费尽移山气力，而山河依旧，民众的贫困如昔，但一代人在经受艰苦砥砺的同时，毕竟也为那些从未感受到现代文明气息的穷乡僻壤，吹进了一缕清新的时代之风，带去了新的城市文明的信息，正是这些由无数人付出的这些涓滴的努力，最终才形成了一股促使我们走向开放社会的合力。这也许是为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
历史是无法也不应割断的。如果将这一知青下乡运动，放在近代中国激荡的百年史的大背景之下看，或许我们应当说这是自帝制中国解体以后，重新打造出统一的社会政治共同体的一个必然历程。有一篇题为《越战老兵与老三届》的文章，在将美国的越战老兵和我们的老三届知青做过对比后，这样说：“我们应当像美国一样客观地对待历史，更加负起社会的责任，认识、帮助和照顾好为了国家建设尽了自己一份力的老三届。他们在从革命到改革的时代的转换中，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这样的视角，才显示出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历史感。 
二十来年前一度兴盛的“伤痕文学”，是一种过度偏于主观的文学。它检视批判那个过去的时代，周遭的世界与人物被以堕入底层的“落难公子”的视角组织起来，用的多是“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式的语式，充满了自戚、自哀乃至自恋，而结局不外是才子佳人大团圆。在铁林这样紧贴着粗糙的社会地面，将历历的疤痕与疮痍一起收入眼底的作品之前，不但显得贫血、苍白与稚嫩，作者们也好像是些永远长不大的老儿童。即使仅仅从对于现实生活的描摹着眼，那种文学也显得委实是太小儿科了。 
作为一位打捞民间记忆的人，铁林以他的这部书，记录下了那些至今卑微而无公共话语权的当事者，对于文革知青运动的真实记忆，这无疑有助于我们矫正那些享有公共话语权的人有意无意之间误导的偏向，敞开那些在意识形态压力下被遮蔽的真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的记忆。 
对于个人来说，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实体，构成这一自我意识核心的，则是对于自身经历的一切记忆，包括自己的经历、能力、个性等等的总和。打捞记忆正是为了寻求自我认同，找回自我。当历经种种磨难曲折，当年高检家属院中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终于获得承认，被原来的那个阶层再次接纳，可重来的“前度刘郎”还是原来的那个“刘郎”吗？他找回来的那个“自我”，还会是那个“往昔之我”吗？这正是铁林后来不同于那些偶而猎奇的采风者，而能以相对平等的视角去观察底层社会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