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民间还有所谓淫祠。古人认为，“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宋代民间淫祠泛滥成灾，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害。民间淫祠泛滥与民间巫风盛行之间，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此外，由于宋代商业活动的兴盛，许多地方性的俗神迅速地向四面辐射；而两宋政权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软弱无力，使得民众寄希望于神灵。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对民间淫祠的打击几乎一直与两宋政权相始终。由于难以尽述的种种压力与需求，宋代官方政权无法彻底割断与它的联系。
天水一朝，民间淫祠层出不穷。“潭州妖妄小民许应於街市求化，呼召鬼神，建五瘟神庙”。新安吴十郎“创神祠於家，值时节及月朔日，必盛具奠祭，杀双羊、双猪、双犬并毛血粪秽，悉陈列於前。以三更行礼，不设灯烛。率家人拜祷讫，不论男女长幼，皆裸身暗坐”。又如一刘姓平民，“因衰老，遂供洒扫之职於洞庭之滨”，“假鬼神之说”。他死後，居然被巫祝们建刘舍人庙，“塑而祀之”，“谓其能兴风云，神变化”。
不少南方少数民族也是“畏鬼神，喜淫祀”。他们“初夏徙居数日，以舍祖居”，认为“否则有祸，名走鬼”。瑶人以盘瓠为始祖，每年“岁首”祭祀。
淫祠的出现，大抵都有人装神弄鬼之所致。如“刘良思元充庙祝，伪作神降，破狱出囚”。他被“编置邻州”後，又“逃归，仍前在庙，占据神祝”。“益都屠儿满义”，“绝不畏鬼神，醉经丛祠，辄指画谩骂”。清元真君庙巫祝袁彦隆设法投毒，使满义在“詈神”时七窍流血身亡，“谓义触神之怒而致祸”。於是，人们“争捐金钱入庙，祠宇大兴”。费兖也记载一个相似的故事，“江东村落间有丛祠”，“巫祝附托以兴妖，里民信之，相与营葺，土木茂盛。有恶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庙，肆言诋辱”。於是巫祝们在祀酒中置毒，少年饮後“仆地死”。结果“祈禳者云集，庙貌绘缮极严，巫所得不胜计”。
更有甚者，如荆南府一带，流行“腾邪神”，须“杀人”以祭。在湘阴等地，“多有杀人祭鬼之家，平时分遣徒党，贩卖生口，诱略平民，或无所得，则用奴仆，或不得已，则用亲生男女充代，脔割烹炮，备极惨毒”。“浙东又有杀人而祭海神者，四川又有杀人而祭盐井者”。
宋朝官府经常禁止淫祠。宋徽宗虽耽溺道教，却“诏开封府毁神祠一千三十八区”。宋理宗时，胡颖在浙西路和湖南路“毁淫祠数千区”。
总的说来，宋代神祠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佛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信奉神灵，也都利用神灵愚弄他人，或被他人愚弄。神祠对人们不能说没有道德约束力，但人们也有利用神祠为非作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