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开始的“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运动，在贯穿着政治运动的1950年代中，只是一个小插曲，然而，它却以笑剧、闹剧的形式刻在
“除四害”到下面又加了几害
“除四害”的要求首先出现在1956年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要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2月12日，中央发出的一项专门指示说：“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已经在全国形成”，继而又提出与“四害”的斗争是要达到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
1958年3月18－20日，云阳县一连开了三天的三级干部会，传达上级有关指示，部署在全县开展以消灭麻雀、老鼠为主的“除八害”运动。
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央的正式提法是“除四害”，而到了下面就又加上了几害。如四川省说是“七害”，云阳县又说的是“八害”，还有的地方说是“九害”。这可能就像“放卫星”一样，是地方向上级表明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的一种方式。但提法归提法，在实际的除害运动中几乎又都是以打麻雀和打老鼠（尤其是以打麻雀）为
打雀高手一枪打下18只麻雀
打麻雀成了“除四害”的主要节目，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它最易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有对上级拿得出手的成果汇报。也只有打麻雀是最易使官员的政绩表现为可以相对精确量化的统计数字——当时要求将麻雀腿上交以供上级清点战果，但对蚊子、苍蝇、老鼠则是由上面对下面自报来的数字大致打一个折扣后加以认可。
县里当时提了几个要求：首先，人人都要有武器，火枪、弹弓、竹竿都行；其次，发动的人要多，麻雀到哪里，哪里就要有人轰，这样才能达到使麻雀没有休息的机会；再次，要有严密的组织，而且人人都要有一个岗位或阵地；此外，队伍、枪支要分布均匀，要坚持早出晚归的原则，以便使麻雀尽快地疲劳。
农民们回忆说，当时宣传大家一起去吆喝，用竹竿去捅树枝，用锣鼓、脸盆去敲打，不让麻雀在树上歇脚。麻雀在天上飞累了，自然就会掉下来，大家就能活捉它们。实际上，连续搞了3天，根本就没有一只麻雀掉下来。一个名叫黄雨林的“漏网地主”笑着说：“麻雀飞走就是了，怎么会自己掉下来呢？何况你白天赶，它晚上还照旧歇。那纯粹是涮坛子（当地土话，意为瞎胡闹、不认真）。”
倒是打麻雀别有一番乐趣。1958年一度任过村支书的晏和勋是打雀高手。他曾用火药枪一枪打下18只麻雀，仅他一个人就上交了二三百条麻雀腿，麻雀肉则被他烧来吃了。他那时打下来的一种当地叫“猫耳童”的鸟还治好了他老婆的昏厥。要说这场运动最大的受益者，恐怕是男孩子与游手好闲者。在乡间，打鸟一直是男孩子的一项主要的娱乐活动。如果一个成年人整天打鸟，以前总会被视为懒汉、二流子。云阳县有位区委书记总结的一句话是：打麻雀“吃的是大人饭，做的是细娃（方言，
这场运动还有一个影响，那就是加大了弹弓的推广。现在已很难考证弹弓的发源了，但可以肯定，打麻雀运动使弹弓派上了大用场，并大大得以普及。
灭麻雀的悲剧
当然，与打麻雀相连的也并非只有笑话。就在打麻雀的高峰时期，出现了好几起麻雀没打着、因火枪走火而伤人的流血事件。云阳县灭雀工作的第一号通报就是关于安全工作的：两位农民为打麻雀
尽管1960年3月以前仍在号召打麻雀，但已很少有这方面的材料记载了。村民记忆中的打麻雀的乐趣也仅仅是那么几天。1959年后生存形势日益严峻，乡下已顾不上打麻雀了。如果说以前仅仅是不让麻雀来吃粮食，那么此时人已饥饿到了不得不以麻雀为食的地步了；如果说以前人用鸟枪是来打麻雀的，那么此时则已恐怖到了不得不将枪对准人类自己的地步。柳坪村的复员军人邓绪大在打麻雀运动中是个骨干，他用一杆鸟枪看守着生产队的大片田地不被麻雀所蚕食。但在1959年的饥荒时期，他因偷了点粮食被当时大权在手的马连长发现了，马威胁他第二天去区队部“说清楚”。
这位马连长曾亲自动手或指使积极分子将5人当场打死或打后致死，打残2人，而村民中挨过他不同程度打的有59人之多。邓深知马的淫威，等马一走，就用那杆打麻雀的枪结果了自己。同年，云阳县看守所一个叫薛文彬的犯人因肚饿，就把死麻雀捡来吃，不久他染病发肿死去。1960年3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里面引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麻雀是益虫，不应该再列为四害之一，不要打了。”此后“除四害”的提法依旧，只是其中的麻雀被臭虫悄悄代替了。据云阳县“除四害”成果统计，1957年共消灭麻雀2.2万只，而1958年－1959年这两年间消灭的麻雀总数已达485万只。
不少人都很奇怪：当年并没有多少麻雀掉下来，怎么现在确实很少见到麻雀了。我手里正好有一张《重庆日报》，其中一篇题为《麻雀。草坪。高楼宇》的文章里讲到：
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对住房需求的急剧增长。近几年来，全国各大中小城镇，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鳞次栉比地矗立起来、大量园林绿地被侵占、蚕食，水泥森林不断延展，各种生物及生态系统相继遭到人类更大的冲击和破坏。1997年，本市遭遇一场黄桷树大面积虫灾，就是一个突出的个案。当时，由于城市建设不断地扩展，使园林面积有所减少，使鸟类因失去繁衍生息的场所而不断减少甚至消失，以至虫害泛滥、树木枯萎。
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时候，连人的基本生存都是一个大问题，麻雀失去了它们得以栖息的生态环境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南方周末)
除四害时期的麻雀冤案
毛泽东亲定的“农业40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
《人民日报》有一篇描写北京灭雀的文章，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从此，麻雀获得平反
当年除四害情形（资料图）
1955年，有农民反映，麻雀祸害庄稼。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咨询，钱回答，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但几天后，毛泽东亲定的“农业40条”(即《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由此，麻雀与其他“三害”一起，被判极刑。
当时不知什么人算了一笔账：每只麻雀吃的粮食，秋收季节每天4两，就是说4只麻雀就要消耗掉一人一天的口粮，在“以粮为纲”的当时，这笔账算下来，麻雀就成了人的“天敌”。而捕杀麻雀，还可作为农民的副食品，有地方专门收购，每只一分多钱，这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为了麻雀，鸟类学家郑作新和同事们走遍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848只麻雀标本，逐个解剖嗉囊和胃部，最后的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人民日报》发表了郑作新的考察成果。但当时为麻雀翻案的声音非常微弱，没有引起注意。
现在看来，当时对麻雀的“剿杀”的确过分，甚至可说残酷。
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有一篇描写北京灭雀的文章，读起来惊心动魄，极为惨烈：
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830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5时整，当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晴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地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轰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20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十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
傍晚以后，青年突击队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全市人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庆幸的是，情况终于有了变化。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从此，麻雀获得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