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妓女状况，与唐代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少不同之处。
北宋的宫廷乐舞制度多袭唐制。虽然其教坊的规模远不能与开元天宝时期相比，但宫妓的数量仍相当可观，宫妓表演的内容也有新的发展，她们主要表演“队舞”，有多种形式，在一个节目中同场演出的女妓多达153人。宫廷的这种盛大的“队舞”往往是在皇帝生日或其他喜庆日子，在宴会上与百戏、杂剧等伎艺连台演出。太宗、仁宗甚至还亲自制曲，以赐教坊。
北宋皇帝除了拥有一定数量的教坊妓女以外，也像历代皇帝一样纳有大量宫女供其娱乐，宋仁宗时仅前后外放的宫女就有五百人。哲宗刚成年，太皇太后就挑选世家女百余人入宫，徽宗更是风流重色，仅他即位后外放出宫的宫女就达2476人。他甚至还让臣僚贵族分享他的艳福，如正和二年（1112年）四月，他召蔡京入内苑赐宴，辅臣亲王皆得与会，就曾命令四百名女乐表演歌舞，以致群臣终宴尽醉。
南宋建炎初蠲省教坊，绍兴十四年（1144年）复置，仅乐工就有460人。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高宗又下诏“教坊即日蠲罢，各令自便”。此后南宋宫廷不设教坊，凡皇帝寿诞和其他喜庆日子以及接待外国使臣，要举行乐舞活动，一律采取由外面雇请的办法，把地方官妓或市妓集中起来排练一段时间，以便届时从奉御前供应。这样做的原因，一是经济拮据，南宋向金称臣，每年要进贡大量银绢，宫中已无力供养庞大的乐团；二是南宋都市文化繁荣，临安的民间乐舞艺术大有压倒教坊之势，所以统治者也乐于欣赏。
蒙古统治者建立元朝以后，宫廷乐舞制度也多仿效汉制，除设太常礼仪院（属下没有女妓）以外，又置教坊、仪凤二司，主要掌管乐工艺人，供奉宴享娱乐等事。元代教坊司女妓也主要表演“队舞”等其他乐舞，其规模和形式与宋代相仿，但在内容上渗入了较浓的宗教色彩，在风格上则带有蒙古民族的特征。
到了宋代，各类妓女的比重和唐代已有所不同。唐人宫廷艺人多至数万（开元、天宝间仅宫妓就有四万），其盛况堪称空前绝后；地方官妓（包括营妓）次之；市妓初兴，规模又次之。而宋代数量与规模最大的却是市妓，尤其是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简直成了市妓的世界；其次是地方官妓（包括营妓），但因宋代开始禁止职官宿娼，地方官妓的职能开始逐渐向市妓转化，到了元代，地方官妓和市妓基本上就合二为一；再次才是宫廷艺人，而到了南宋，则索性把宫廷艺人取消了。
宫廷艺人的衰落，标志着宋代统治者实力的衰落；而市妓的兴繁茂盛则标志着都市的繁荣，商品经济日趋发达。
宋代乐户、妓女的来源及其户籍管理基本上沿袭唐代，但在某些方面又稍异其制。首先，关于乐户的世袭制，宋代和唐代一脉相承，乐户、艺人一旦入籍，世代相袭，乐户如果被放遣为良民，乐籍女子如果被良人娶纳为妻妾，均须经过官府批准落籍免贱之后方可。其次，宋代也有罚良为娼制度，《宋史·刑法志》云：“妇人应配，则以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卒之无家者，著为法。”意即以罪犯之妻女，配给军中之无妻者侍寝。“于是军伍掠妇女，诬为盗眷，官司录罪孥及于良家妇之候理者，固有宋第一粃政，二圣北狩，始议革除”。但宋代以罪犯妻女配设为掖庭女妓者，似较少见。再次，宋代卖良为娼现象十分普遍，这是唐代所远不及的。对于城市妓院买良为娼，宋代统治者不仅不加禁止，而且大力推行“设法卖酒制度”，等于是提倡以售色辅助经商，这就导致民间女子大批自卖或被掠卖。南宋时还出现了专门买卖娼妓的“牙侩”。所以，买良为娼实际上成了宋代市妓的主要来源，甚至地方官妓中也有买卖良家女子入籍者。而乐户、妓女的社会地位与唐代相同。
宋代，又出现了一种“评花榜”的现象。所谓花榜，就是品评妓女等次。花榜的主持者和品题者多为经常出入妓院征歌选胜的名士才子。最初，这些名士才子不过是一时兴致所至，他们对自己所熟悉、赏识的妓女加以比较、品评或以名花名单比拟妓女，或以科举功名桂冠分列妓女等次，并逐一题写诗词或评语来概括妓女的特征，然后公之于众，以为风流快事。后来竟发展成为一种评选和品题名妓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