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的谢富治已经死亡，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庭不再追究其刑事
“转入”反革命集团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下召开的。虽经过一年的调整，形势开始好转，但困难还是很大。在党内外思想上各种疑问还很多的情况下召开此会，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了书面报告，并作了重要讲话。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他说一方面是
后来，谢富治和朋友提到“七千人大会”。他很懊悔地说：“我没有考虑，就抢先发了言、谈了许多各地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出现的种种严重的治安问题，还举出不少因口粮缺少发生的妻杀夫等违背人的常情的实例。可是林彪在发言中却大谈三年经济困难是由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用‘左’的或‘右’的思想，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的缘故。”在他的话里，带出懊悔的
1954年初，有人写匿名信警告江青。1959年罗瑞卿部长调离公安部时，向接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作了详细交代，要他办好这个案件。在谢富治的主持下，公安部于1960年查到了写匿名信的人。案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为了掩盖自己曾经叛变的历史，诬陷公安机关整了她的黑材料。江青先是指使红卫兵造反派上街贴大字报，说谢富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打倒，后又联合康生、陈伯达等人拉拢主持司法工作、手握专政大权的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江青、康生等人经常在人民大会堂主楼小会议室开会，听取红卫兵造反头目的汇报。有一天，江青请谢富治来参加汇报会，在会上，江青指着谢富治对红卫兵造反派的头目说，你们不要再给谢部长贴大字报了，谢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经过这样一打一拉，谢富治认准了方向，迅速“转”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谢富治为了巴结江青，昧着良心说假话，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等同志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搞了“反革命黑调查”，将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副局长赵仲田、原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等15人，以及原山东省委副秘书长文菲、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等7人，原
《公安六条》出台
“文化大革命”初期，人民群众对林彪、江青等人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残酷迫害老干部的行为极为不满，以各种形式予以揭露。林彪、江青等人十分恼火。1966年底，张春桥、谢富治、关锋等人经过精心
椿（春）桥同志：
送来你要的材料二份请收阅。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特别是伯达、江青同志是那样的关心和重视公安机关文化革命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主动地提出要给公安机关提出几条。送给你的一个资料，一个八条，只能供你参考，因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提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来。
敬礼
谢富治十二月七日
《公安六条》草稿中的第三、四两条规定，凡是秘密投寄匿名信，张贴、散发传单、标语或公开张贴大字报、标语，散发传单，
谢富治不断指示专案组工作人员和公安干警：对林彪等人不能有一个字、一句话的“损伤”。如有违反，就会被视为“放毒”、“恶毒攻击”，扣上“坏人”、“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加以惩处。有的还要追“同伙”，查“后台”，株连无辜。精神病人在发病中的胡言呓语，也被定上“恶毒攻击”的罪名，戴上“政治疯子”的帽子。
1967年11月2日，谢富治向公安部部分干部的讲话中说：中央文革小组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很好的领导者，我们要加以保护，谁要反对，我们要和他作坚决斗争。他还说：办专案、整档案，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害，一个字的损害也不行。如果公安部出了这样的人，要坚决把他开除出公安机关，重的要坐班房。搞材料不能搞客观主义，客观主义就是帮助敌人。事后，这个讲话在公安部群众组织编的一个小报《公安红旗》上全文刊载，发往各地公安机关执行。1966年12月12日，
谢富治接到报告，立即于12月17日批示：是一个死反革分子，应加紧破案，逮捕法办。
1967年4月，一封反对江青、陈伯达的匿名信中写道：“一个建议，谨防吕后专政”；“一个揭发，陈伯达是口蜜腹剑的人”；“一个要求，结束目前全国群众内战的混乱局面，恢复党组织，解放干部”。
谢富治随即批示：这封极反动极恶毒的信，要破案。
1968年1月24日，谢富治在一份所谓攻击康生的材料上批示：“这完全是一种反革命行为，要坚决全部收回材料，销毁。要坚决追查，印发者是什么人，材料完全是造谣、污蔑，我不看，请你们不要扩散。送卫戍区。”
“砸烂公检法”
1966年8月24日，谢富治在三省一市
1966年12月18日，江青把矛头指向整个公检法。她在接见红卫兵造反派代表时说：西城区
江青讲话后，公安部的某些干部看到传单，对江青这种讲法接受不了，就去找谢富治。谢冷冰冰地说：江青是讲了话的，红卫兵要进来。1966年12月31日，谢富治指使“政法
谢富治根本不接受周总理的批评，公开对抗周总理关于公安政法机关的权不能夺的指示，支持“造反派”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搞层层夺权。1967年1月25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最高人民法院革命造反
1967年2月，公安部除了谢富治、李震、施义之外，所有的副部长、正副局长、大部分处长、一部分科长都被夺了权。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攻击“毛主席的思想在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提出要从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砸烂。
谢富治紧紧跟随林彪的旨意，1967年7月28日，谢富治在中央政法口群众组织代表会上说：公检法要实现革命大联合，把刘、邓、彭、罗那一套砸个稀巴烂，粉碎越彻底越好。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并授意将材料印发全国。
1967年12月17日，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彻底砸烂专政机关的口号是错误的。谢富治继续抗拒中央的批评，进一步
1968年5月28日，谢富治指使由部队调来的新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李震、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及曾威等人，以“公安部领导小组”的名义，上报了第二号“呈阅件”，捏造出一个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反革命集团”，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等同志“里通苏修、通敌叛国”。
在谢富治“砸烂公检法”的口号煽动下，全国各地（除西藏外）公安人员受打击迫害的人数达34481人。
1966年6月初，针对全国各地许多学校的领导班子和教学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以批判“资反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工作会议。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把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把广大干部对运动的不满和抵触，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10月24日，在第五组小组会上，谢富治发言诬蔑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所主持的怀仁堂汇报会议是极不正常的。集中的表现是武断专行。他们既不按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批示原则办事，决定重大问题又不请示主席。他们完全不听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的话……
这次会议后，全国很快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11月15日，公安部机关召开动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工作组被批判犯了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1966年12月8日，谢富治给林彪写报告提出，“很有必要对王光美的政治历史进行审查。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进行”。谢富治的目的，不在王光美本人，而是要陷害刘少奇。十天之后，就成立了“王光美专案小组”。
1967年5月18日，谢富治在明确“王光美专案组”的任务时说：“名为王光美专案组，重点是搞刘少奇的政治历史问题。”同年9月5日，谢富治更明确地对专案组人员说：“搞王光美就是搞刘少奇。要抓住要害，抓住不放。”
1968年5月28日，谢富治在向中央写的一个报告中，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是“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黑帮”。同年9月，谢富治指示公安部清档办公室工作人员从档案中查找“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罪行”。于是一些经刘少奇、邓小平签发的中央文电和正常工作中的批阅件均被指控为“反革命罪行”。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召开。会议错误地批准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操纵专案小组，采取非法捕人、刑讯逼供、制造伪证等手段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
利用
1968年4月1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其中一项内容为：建议由军队调来的曾威（军级）等四人组成审查清理档案小组，以曾威为组长，再从军队中挑选150人，担负审查清理档案的任务。
公安部的档案是1967年11月5日经中央决定查封的。1968年7月3日开始清查，至1970年2月结束，共历时一年半。当时的清档工作是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对档案材料造成了严重的破坏。1968年5月24日晚，江青等在接见一个专案组工作人员时提出：“要到公安部清查档案。公安部档案可
1968年6月8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关于组织清档队伍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称，清档任务主要是清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人“资敌、通敌”、“将矛头指向毛主席的罪行”。1968年8月5日，谢富治起草了一份报告呈送陈伯达、康生等人，诬蔑彭真、罗瑞卿等同志“资敌通敌”。谢富治还向清档工作人员进一步强调，对“江青同志，不能有一字一句的损伤”。
在谢富治的授意下，李震、曾威等人指挥清档人员把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和公安部一些负责人正确批阅处理的文件、电报等诬陷为包庇敌人、资敌通敌的“罪行”，填写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