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尚昆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在莫斯科与张闻天有同窗关系，30年代前期又在中央苏区与张闻天有上下级关系，他生前曾经对都是所谓“教条宗派”里人的博古、洛甫(即张闻天)和王稼祥，作过一番比较。说他们的共性是都相信共产国际，学了不少本本 ，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他们的区别则在于“张闻天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问题，平易近人，不大愿意做整人的事”；博古很有才气，锋芒毕露，比较喜欢整人；王稼祥比较灵活。寥寥数语，张闻天的书生意气便跃然纸上。
事实也的确如此。张闻天在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是个饱读诗书、学贯中西的书生。他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评介过外国文学，写过长篇
在这些文章中，虽然有不少承袭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东西，但应当指出确有一些表现他个人独立思考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
1933年1月中旬，张闻天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到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此后到中央红军撤离瑞金进行长征前的一年多里，他担任过中共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书记、中革军委委员，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务。期间，他虽然不能不“从战争学习战争”，学习政权建设、经济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考察一下张闻天到底整过人没有，具体地说就是整过毛泽东没有。毋庸讳言，在上海和在中央苏区最初的一段日子里，张闻天曾因自觉不自觉地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毛泽东有过不正确的批评压制。如在批评中央苏区“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战略方针是“浓厚的等待主义”，中央苏区领导人“右倾”、“狭隘经验论”的时候，显然矛头就是指向毛泽东。在1932年10月6日的临时中央
第一，张闻天与毛泽东虽然早在1919年12月和次年1月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学会，但他们的头次见面却迟到1933年初。这之前，两人并不相识，更未共事，既无正面冲突，也未打过笔墨官司，谈不上有何成见恩怨。
第二，诚如张闻天所言，他当时反对“罗明路线”时，“主观上并未想到这是为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当时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已经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从我写的文章中也可看出。”“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理，也是事实。”
第三，更重要的是，当实践证明自己错了的时候，张闻天勇于承认错误，服膺真理和代表真理的同志，站到正确路线一边。在不断的实际接触，尤其是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与博古们交锋之后，张闻天扭转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主动亲近他，尊重并接受他对政府工作、
这里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张闻天与博古的关系。两人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又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共事过。进入中央苏区之前，两人在政治上，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并无二致。到中央苏区后，由于张闻天在中国革命的策略、政策和
以上史实，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充分反映了张闻天的书生本色———独立思考，认真做事，不随人俯仰，不随波逐流，不争名争利，不文过饰非，坦荡为人，唯理是从。
二
1931年至1934年的王明“左”倾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
当然，张闻天的这一角色转换并非一朝一夕间的突变，而是日积月累的渐变。促成这一渐变的，有外因，亦有内因。
先说外因，或曰客观情势。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内关系、统战工作、苏维埃政府工作、苏区经济活动，尤其是
由此红军指战员们开始思考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屡屡失利，眼下更是濒临绝境的原因。渐渐意识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所致。要求改变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呼声也就日益高涨。
在湘、桂、黔交界地行军途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博古、李德一路争论，除了批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错误外，特别着重于当时亟待解决的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通道会议上，他们否定了李德、博古落脚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盘算，提出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并为与会的多数人赞成而通过。
黎平会议继续就红军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作出的《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肯定并巩固了通道会议的成果，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935年元旦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猴场会议)，再次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而要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干脆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通过会议形式变换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问题，也就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所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被会议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应负主要的责任”。鉴于博古既不能承认错误，又不能接受正确的批评，且实践证明他不配领导全党，他的下台也就无可避免。
再说内因，即张闻天的自身条件和表现。前面说过，张闻天有深厚的马列主义功底和历史文化素养，有很强的党性，加上他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特别是“敢于独立思想，敢于独立地系统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和
张闻天虽然也宣传、贯彻、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但他在上海时就曾对“左”倾有过批评与觉察。进入中央苏区后，又较早地从“左”倾营垒中分化出来。他写文章或在会上多次公开同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作斗争，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发表的他的署名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就是一篇批评和否定“左”倾军事战略方针的檄文，一篇从战略上深刻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的宏论。因而它被誉为“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当时红军部队“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被红军总政治部规定为红军转移进行思想准备的一份重要文件。
长征路上，张闻天和王稼祥一道，最早接受了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分析。而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张闻天就对“左”倾军事路线、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广昌战役后，他又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同博古闹翻。这表明张闻天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并非偶然,或者出于一时的利益权衡。
黎平会议后，在红军西进路上，李德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问题。1934年12月20日，在黄平的一片橘林里，张闻天与王稼祥边休息边议论眼前形势。谈到红军此行尚无确定的最后目标时，张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这番话，第一次在中共高层挑明了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非同小可。王稼祥
遵义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在博古作主报告和周恩来作副报告之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反报告”提纲出自“中央队三人团”集体，而由党内第二把手张闻天讲出来，分量之重，作用之强、影响之深，自非他人可比。因此，“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启动了变换军事领导的程序。与此同时，也就完成了党内对于选择张闻天为新的最高领导人的审察。
当时有可能接替博古担任新的党中央总书记的，除了张闻天以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毛、周呢？依据种种史料史实来看，大抵原因如下：
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创建红军、中央苏区有大功，而且是正确军事路线的主要制定者、坚持者，在红军中有很高的声望。但他直到由遵义会议选为政治局常委前，从未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加上他在中央苏区肃反问题上犯了错误，个性倔强(有时甚至粗暴)，不注意团结身边(尤其是领导层)同志，就很难使大家接受他。况且他此前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战争上，似无意于此道。遵义会议后，他感叹地对妻子贺子珍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就表明他对过去忽视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的悔悟。此后果然“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周恩来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张闻天大致相当，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又是中革军委副主席，还是长征前夕至遵义会议结束前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他的品德、才干、经验、胆识均早为党内所公认。但是，遵义会议既然否定了此前错误的军事路线、军事指挥，明确了军事领导上严重错误的责任，周恩来就免不了和李德、博古一起承担过错(尽管不负主要责任)。李、博下台，而再让周接替博古上台，也就不合时宜。
三
1935年2月5日，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之地，张闻天遵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正式取代博古，就任党的总书记。从此，他兢兢业业，尽心尽责，演好这个角色，为党、为
一是重新建立新的中央领导与中央苏区间的组织联系。
张闻天接任总书记的前一天，中央纵队接获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发给党中央和军委的急电。项英批评后者“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应早定”。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个意见”和“对各个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要求中央赶快决策、进行领导的心情之急迫，可想而知。
然而，中央却因总书记未变换，无从确定方针以复。2月5日当晚，张闻天即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苏区问题，并立即复电项英转中央分局，对他们的两通来电明确答复。复电除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目前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外，还决定成立革命
二是积极组织、领导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宣传、贯彻与落实，实现战略转变。
张闻天受命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后，即边行军边思谋。他以自己的“反报告”为基础，吸收会上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等同志的发言意见，并根据会后的情况变化和新的决策，写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伟大
为使遵义会议决议精神尽快化作红军的实际行动，张闻天在扎西主持
与此同时，张闻天几度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回兵”、“缩编”决策，对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领导作出决定。所有这些无不表明身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已在及时、有效地担当起了领导全党、全军实现遵义会议决议所规定的伟大战略转变的使命。
三是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第二天，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毛泽东重回军队领导岗位，参与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在这件事上，张闻天是积极支持的。1935年3月初，红军二进遵义城。张闻天有感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指挥才能的卓异超群，遂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
3月4日，中革军委一纸命令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亦即习惯上所称前敌总指挥)。3月11日，毛泽东因攻打打鼓新场的一场争论，险些去职后，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很赞成”毛的提议，第二天便在苟坝附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交付讨论，获准实行。至此，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遂告完成，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
从1935年3月中旬起，毛泽东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实现了遵义会议北上的战略决策。然而，红军中不少指挥员对毛泽东的穿插迂回，大踏步行军作战的战法，仍然有所责怨。为统一思想，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5月12日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闻天按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报告大纲作了报告；会议结束前，又作了结论。会议严厉批评了反对机
四是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道，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正确、坚决的斗争。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的北上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战略方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大会师后，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摆在中央面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再占领川陕甘；张国焘却要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
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张闻天先是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通过电讯联系同张磋商，交换意见。接着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按张国焘的方针行事，“对于红军极不利”(因懋功地区地形上不利于大部队作战，物质给养非常困难，敌人倒正想把红军“封锁”在这一地区，进而压迫至西康与青海草原地带)；而“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建立根据地。文章还批评了“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指出应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35年6月26日，张闻天主持两河口会议并发言，再次肯定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同时坚决否定“西进”的错误方针。他还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统一”。受会议委托张闻天写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申明了北上方针及为实现此方针的措施。
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表面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行动上却拖延迟滞，贻误战机。并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加强红军总司令部等问题为由，向中央讨价还价。为顾全团结北上的大局，中央一面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批评，一面委曲求全，尽量照顾张国焘在“组织问题”上的要求。张闻天甚至主动向毛泽东表示，自愿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职位，来换取张国焘共同北上。
在接下来的芦花会议上，张国焘担任了军委总政治委员。他这才勉强执行军委为补救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率部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毛儿盖后，又一次动摇，进行一系列分裂活动。而此时敌胡宗南部已趁机在松潘附近构筑成堡垒线，各路敌军经调集、布防，形成了围困与消灭红军于雪山草地的态势。面对如此险恶处境，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全局出发，为促进张国焘转变和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一系列特殊方针，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张闻天主持并为之起草决议的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是此中范例。
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张闻天带领中共中央机关随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的右路军行动。右路军按计划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张国焘却不顾朱德的反对，在阿坝附近停止向右路军靠拢，并电令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在对张国焘一再劝告无效后，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举行中央常委紧急会议，果断决定中央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随后，立即开始了秘密脱险行动。
张闻天亲自向李维汉布置任务，并交待他绝对保密。1935年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部离开危险区。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干部讲明当时险境，又亲自与彭德怀一起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当日到阿西，张闻天发布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号召左路军广大指战员“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到，张闻天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从容以对，同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团结一致，紧密配合，成功地化解了危机，使党和红军又一次摆脱生死攸关的险境，充分表明了他是个称职的总书记。
在随后主持的俄界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深刻阐明了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预言了张国焘“组织第二党”的结局，并主张“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可惜张国焘一意孤行，果然被张闻天不幸言中。
五是为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开创新局面，提出了重要意见。
1935年9月下旬，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在甘南小镇哈达铺，看到当年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得悉陕北仍有红军、游击队，大喜过望。张闻天仔细研究了报上的相关材料后，写下一篇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
由此得出结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区”。9月27日，张闻天在榜罗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到陕北去，在陕北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这样，困扰红军多时的落脚何处的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在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过程中，张闻天提出的上述意见，以及他在10月18日铁边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无疑对决策有重要意义。
此后，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到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一年中，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领导全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不断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促进内部团结，为三大红军胜利会师创造条件等重大事件中，进一步展现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品德，以及娴熟的斗争技巧、踏实的工作作风、忘我的革命精神。与此同时，他“不争权”、讲民主、勇于任事、仁至义尽、虚怀若谷、淡泊宁静的领导作风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