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一场大火烧了大兴安岭五分之一，101万公顷森林受害，5万多人受灾，211人丧生，间接经济损失达69.13亿元。
几百名记者、作家云集大兴安岭，公开报道了这场突发大火，成为新中国新闻史上灾害报道的一个经典案例。
漠河城浴火重生了，大兴安岭浴火重生了，那一场大火，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思考。
“天火”
20年之后，漠河县的许多百姓提起当年那场大火，仍然用“天火”两个字来形容。
“和一般人想象的不一样，那火根本就不是漫过来的，而是从天上‘飞’过来的。”当年大兴安岭地区常务副专员，现退休居住在哈尔滨的张举这样向记者描述。
在八九级大风的叫啸声中，一大团一大团的火焰被高高抛向天空，飞越一百多米宽的大林河，狠狠砸向对岸的树林，原本出现在西山的山火就这样点燃了漠河县城。大火继续以“飞越”的姿态在漠河县城中肆虐，顷刻间，拥有4万多人口的漠河县城变成了一片火海！
然而，5月7日中午以后，风越来越大，火情越来越严峻，但很少有人想到，山火会进县城！——这是漠河县建镇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历史无法倒转，惨剧毕竟发生了。大火烧毁漠河县城后，继续狂吼着向东奔去。晚9时许，大火进入图强林业局所在地图强镇，把图强镇烧得荡然无存；晚11时左右，大火飞入阿木尔林业局所在地劲涛镇，劲涛镇被大火烧成一片废墟。至此，包括县城所在的西林吉林业局在内，漠河县境内三个林业局局址全部被大火烧毁！
与此同时，大兴安岭地区另一个县塔河县境内，盘古林场内独立发生的另一场山火，也在大风相助下烧毁了盘中、马林两个林场，直向塔河县城逼去，拥有5万人口的塔河县城面临危急！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本报记者日前赴漠河县采访，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夜晚的亲历回忆。这些回忆只限于亲历者逃难中目光所及，支离破碎。倒是时任大兴安岭地区常务副专员的张举，事发后第一时间赶赴火场，他的回忆对我们了解全貌更有帮助。
“5月7日下午5点多钟，我在加格达奇(大兴安岭地区首府所在地——编者注)招待省里来的客人，当时的地区专员邱兴亚就告诉我，漠河的火着大了。
“14级风！天知道那是什么样的风。很显然，漠河那边的人已经全乱套了。
“我们只好往回飞。地面上的人看见飞机绕圈，也知道是地区领导来了，就派了汽车追我们。飞机飞出烟雾圈落下，我们又改乘追上来的汽车向塔河县城走，但还是被呛人的烟雾挡在了县城外面，这时已经是早上七八点钟了。
“这时候，我们遇上了同样被挡在塔河城外的大兴安岭军分区司令员、政委，还有加格达奇铁路分局的局长。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坐上一个火车头，只挂一节车厢，向塔河县里冲。沿途都已经能够看到明火了。到了塔河县见到了那里的领导，了解了一些情况。邱专员和军分区司令、政委要留下来组织保卫塔河，决定由我带着几个人继续向漠河冲。
“我们的汽车开到阿木尔，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整个镇子里一片漆黑，只有一堆木垛‘忽啦，忽啦’地闪着炭火。
“‘死人没有？’
“‘死了。’
“‘死了多少？’
“‘不知道。’
“直到那时，我们才开始真正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那两人不知从哪里找到两个打碎了的半拉碗，倒了点凉水给我们喝。我们没心思喝，赶紧上车又继续向漠河开。
然而，大自然一旦被激怒，人的力量在它面前十分渺小。虽然军民们在打造隔离带、控制火势方面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保下了许多重点目标，但仅凭人力，要扑灭那样的森林大火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大火一直烧了28天，到6月2日才算全部熄灭。
"谁也没想到"
灾难发生了。
在抗击灾难的同时，人们自然还会想到追究灾难的责任。
“五·六”火灾过后，当时的林业部部长、大兴安岭地区专员、漠河县县长从上到下全被撤了职。更有很多人受到轻重不一的各种处分，还有一些人受到了刑事处罚。
张举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个外来猎户在野外遭遇一只棕熊，双方距离太近了，猎户开枪打中了棕熊，棕熊同时也扑上来狠狠一巴掌击中了猎户的脑袋。两个都昏了过去躺在地上。猎户慢慢醒过来以后，却怎么也动不了，他害怕棕熊醒过来还会伤害他，只好把打火机摸出来点着了周围的草——用火来报警！瞭望塔发现火情后，联系来直升机扑火，才发现了这个猎户，把他救走了。这个事情最后也无法追究责任，只能不了了之。
社会管理也是要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的，可是以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还做不到这一点。
防火的硬件设施更是落后。陈俊生的《汇报》中就提到，全大兴安岭地区面积达8.46万平方公里，火情瞭望塔却只有31个，风力灭火机只有301台。林区道路很少，防火隔离带也很少，着了火就连成一片。按张举的说法，河流上没有桥，有时眼瞅着对岸着火，就是干着急过不去。打火人员上山打火，就是拿着两个咸菜疙瘩，背着一口袋饼干。
现任漠河县森林消防大队队长的郭喜军，当年是漠河县护林中队副中队长。这个中队最高峰时有105人，又管林政，又管防火，所谓林政，主要就是管那些偷伐木材的人。而就是这样一支身兼双职的中队，是漠河当时唯一的一支专业森林灭火队伍。漠河县原有的一支拥有76人的森警队伍，在火灾发生前两个月被撤销了。
护林中队里设有一支30人的快速扑火队，郭喜军兼任队长。当时他们没有一台风力灭火机，唯一的灭火工具就是所谓的“二号工具”。记者在漠河特意看了这种“二号工具”——就像我们常用的拖把，只不过上面绑的不是布条，而是橡胶条。
郭喜军告诉记者，1987年5月6日下午两点多钟，他们通过电台得知古莲林场着火了——那个电台就是部队上淘汰下来的最老式的无线电台，又笨又重，连背在身上都不行。他带着30人的快速扑火队，在下午3点钟左右赶到了火场，已经有不少老百姓在用树条子打火了。“那个火要是放到现在，我们有200多人的灭火队伍，有那么多风力灭火机，有那么好的消防车、水泵、水枪，还有森警大队的支援，不出一两个时辰，也就被彻底打灭了。”郭喜军说。
从6日下午着火，到7日下午起大风，其实老天给人们留下了足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如果气象部门能够早一点预报到大风，及时发出警告，也许人们可以投入更大的力量赶在风起之前把火扑灭。
张举对记者说:“没有人预报出那场大风。”
20年前，“火险级”风是什么等级的风，记者没能确实地查证，不过漠河当地很多人向记者表示，一直以来，当地5级以上的风就被视为有火险，家家户户不许起火做饭，只能吃干粮。看来，这个“火险级”风应该是5级以上风。
“山区的小气候十分复杂。那天晚上，漠河刮起了八九级风，加格达奇这里还是风平浪静。”张举说。
这个细节的引用，是想说明当地主官的主观判断失误。但报道刊出后，引起了漠河方面的不满和反驳。本报记者此次赶赴漠河，见到了报道中所提的那个播音员，叫毛凯。
毛凯现在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是那种健谈的东北男人。毛凯坚决否认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只证实了当天下午5点多钟王招英向他口授通知的情况，但言谈中又不忘提及自己的种种“先见之明”。事实证明，毛凯并不可能真有那些“先见之明”，因为毛凯亲口向记者描述了，当时他带着家人从火海中死里逃生的种种惊险经历，如果真有那种先见之明，毛凯本来是有充分的时间带着家人“疏散”的。
可以理解，对于当时那种情况，所有的人都没有经验。火入县城的时候，群众是在惊声高呼中口口相传四散奔逃的。但记者一直想弄清的一个问题是，大火烧了漠河以后，当地主官是否及时通知了处于下风中的图强局和阿木尔局？如果通知了，为什么图强局和阿木尔局没有及时组织群众转移？
记者通过长途电话找到当时的漠河县委书记王招英和县长高宝兴，但他们都拒绝记者采访，同时拒绝回答关于“五·六”火灾的任何问题。
对此记者能够找到的说法只有当年《中国青年报》刊载的《红色的警告》一文中的一句话:“王书记……没有想到提醒图强赶快疏散群众。”
当年中青报记者雷收麦的采访笔记中，倒是记下了，图强林业局的领导在大火马上要席卷图强的时候，除了通过高音喇叭呼叫群众转移外，曾经利用那一短暂的时刻，电话通知了下面的阿木尔林业局。
阿木尔林业局的领导应该是获知了火灾的消息的。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没有下决心立即通知群众转移。他们还派了一个消防车向图强方面开去打探消息，但很快消防车就陷入大火包围回不来了。
当时阿木尔局广播站的播音员王小华是在睡梦中被看见火光的更夫叫醒的，她立刻打开机器，对着扩音器大喊:大家赶紧起来向大河边转移，她连喊了16遍，电路就被烧断了。
“说起来，那时候思想还是麻痹，那么大、那么快的火，谁也没见过，谁也没想到。”张举这样说。
那一夜的记忆
范国萍是和弟弟一起跑出家门的。“其实那会儿我行动已经很不方便了，但不知为什么，火在后面追着，我跑得比谁都快。”
“那一夜，听见县城里就像除夕晚上放鞭炮一样，到处噼啪作响，其实都是各家电视机的爆炸声。
“到了快半夜，母亲、妹妹终于找到了我们。一家人相聚，还来不及高兴，就遇到了新的危险。因为部队院中有一个弹药库，所以还要组织院子里的群众向外跑。因为我是孕妇，就照顾我坐在部队卡车的驾驶楼里，怀里还抱着个电台。车厢里挤满了群众，卡车冲出火海的时候，连车厢木板子都直冒火星。
“卡车冲到野外一片烧过的空地中停下来，不远的地方，就看见当时的副县长正拿着电台向地区报告:‘我是漠河，我是漠河，漠河全城覆灭！’那种感觉，真是说不出的凄凉。
“早上四点多钟，上山打火的爱人回来找到了我，我们两个相见都是泪流满面。那一夜，所有跑散的家人们都在拼命相互寻找，所有活下来的人都有一种大难不死的庆幸。
“到了早上六七点钟，我们在父亲的机关里找到一间四面透风的小房子住下来。到了9日早上，我就开始阵痛生产了。
“当时就看见对面‘呼’地腾起两个火球，那会儿还没意识到，后来才明白，那是表妹和大女儿被烧着了。”
刘丽新抱着小女儿继续向前跑，不知跑了多久，在烟呛火烧中她也终于倒下了。
人们把她救出来的时候，发现小女儿已经窒息死在她的怀里。刘丽新自己的双腿也被烧焦了。她的丈夫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问的竟然是:“你怎么穿着水靴子跑出来了？”
但很快她丈夫就明白了一切。
刘丽新被直升机送到加格达奇，又转送到大庆。在大庆，刘丽新做了双腿截肢手术。
郭喜军自己也急着去找爱人和两个孩子，他到处喊啊喊，终于把他们找到了。爱人从家里跑出来的时候，只拿出了一个被单子，谁想到，那被单子还真派上用场了。爱人带着两个孩子和邻居家的一个孩子跳进河水中，把被单子罩在头上，就在用手往被单上撩水的时候，手就被火烧了一串大泡。
天放亮的时候，有人告诉郭喜军:快回家看看吧，你家地窖出事了。
回家一看，原来地窖里烧死了9个人，都是妇女和小孩。
后来才知道，原本有一个男人也钻到地窖中去了，可是地窖里的人都说他，你一个大老爷们进来干什么？这里都是女人和孩子。那男人不好意思，又钻出来接着往前跑——就这样，他捡了一条命。可是他的胳膊、大腿也都被大火烧伤了。
那一夜还发生了一个十分英勇的故事，在漠河县广为流传。只是因为当事人都已离开漠河，记者无法面对面采访，这里只能根据有关材料向读者转述。
距离油库300米处的贮木场已成一片火海，附近的民房也都在燃烧，随风而起的树皮、干草带着火炭飞落到油库附近，危险无处不在。
张庆田带着4名职工守卫在油库周围，与天上飞来的火、地上蔓延来的火搏斗。20台灭火器的药粉用光了，他们就用树枝打；树枝烧着了，他们就用衣服扑；衣服烧烂了，他们就用脚踩。“油罐里挥发出来的气体遇火可能引爆油罐，必须把罐口封死，不让油气跑出来。”张志奎带着7名职工爬上油罐顶，裹住石棉被，死死坐在油罐盖上。
7个小时过去了，到8日凌晨2时，罐区附近的民房烧光，贮木场木材烧尽，大火对油库的威胁解除，他们13个人全都瘫倒在了地上。
记者与"官员"
本报记者此次在大兴安岭地区采访，得到了当地宣传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感受着东北老乡的热情与豪爽的同时，记者也能隐隐感觉到当地政府干部对于记者存在的某种戒备之心。
记者心中明白，这种“戒心”还是来源于20年前的那场大火。
“当时采访那次大火，全国来了记者、作家好几百人，除了个别的一两个外，全是骂我们的。”快人快语的张举这样说。
“1987年以前，国家对于灾害的报道一向比较保守。那次大兴安岭森林大火，在突发灾害公开报道方面有了很大突破，这在我们国家新闻史上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当年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国内第一个发出“五·六”大火电讯报道的张持坚这样对记者说。
内参发出去以后，张持坚就想办法往漠河赶。但是那时到漠河的所有交通工具都中断了。张持坚找到一架飞往漠河的直升机，驾驶员坚决不让他上，就在两人僵持的时候，当时的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周文华走过来了——这架直升机就是送周文华去前线组织救火指挥部的。周文华问清张持坚是新华社记者后，只对驾驶员说了一句话:
“这个人，你一定要把他带上去。”
就这样，张持坚得以一直跟随前线救火指挥部，向后方发出一篇篇关于火灾抢险的报道。
张持坚是新华社记者，又在第一时间抢占了“有利地形”，他的采访工作开展得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当此后数以百计的各路记者们“八仙过海”般采用各种手段赶赴灾区的时候，他们面临的困难就要大得多了。
可以理解的是，大兴安岭的各级政府官员对于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从心底里是不欢迎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们都有一种负罪之心，想捂还捂不住，为什么还要有这么多人来给宣扬呢？
直到今天，本报记者在大兴安岭采访时，还听到很多当地人持有这样的看法:当年记者给大兴安岭的干部揭了很多“丑”，就是因为当时没把这些记者招待好。
记者对这样的说法不能苟同。我相信我的同行们都会有基本的职业操守——在那么艰苦的时刻，他们克服了那么多的困难，千里迢迢赶赴灾区采访，绝不会是为了什么“招待”。在灾区群众面临如此危难处境的时候，他们也决不会因为什么“招待不周”而意气行事。
“王招英是大兴安岭很突出的一个干部，如果不是那场大火，她也许早该是地委书记了。”向记者说这番话的，是当年的大兴安岭地委书记李春贺。
了解情况的人向记者介绍，火烧漠河的那天晚上，王招英顶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四处奔波，做了大量工作。到最后，她和高宝兴两个人的嗓子都完全哑掉了。此后，王招英在组织维护秩序、抢救伤员、救济灾民等方面的工作也坚强得力。她还曾冒着生命危险乘吉普车冲进火海救人。
李春贺告诉记者，火灾过后，王招英受到降职处分，许多人劝她离开漠河，但王招英说，我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王招英的工作依然出色。1994年，她又被重新起用担任加区区委书记，恢复了行政正处级。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她被调到合肥工作。
一个原本也许是优秀的干部在灾难面前受到了挫折，这冤枉吗？记者认为，不冤枉。因为事实说明，当年的防火工作确实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不管这样的问题应该由谁来承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从中汲取了教训，比起这一点，个人的一点挫折就是微不足道的了。
大火与发展契机
大兴安岭火灾之后，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大兴安岭火灾前线指挥部”演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叫做“全国森林防火指挥部”，这个指挥部由当时分管农林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担任总指挥，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和总参指挥部都派人参加，指挥部办公室就设在林业部。这是个司局级部门，与此前林业部保护司防火处三四个人的机构设置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以前觉得森林火灾和城市火灾没什么区别，都是火，无非是一个烧了树，一个烧了房子，着起来就去扑呗。”现在的毕忠镇是中国林学会森林防火专业委员会主任，当初的想法也早不一样了。“我们后来逐渐意识到，森林火灾其实是一种自然灾害，虽然百分之九十的起火原因都是人为因素，但自然条件影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且森林火灾危害的不仅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林业资源，更可能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难以恢复的破坏。所以，监测、预防、预报才是降低林火灾害的最有效办法。”痛定思痛，国家将数千万元“森防”经费中的绝大部分用在了建立预测预报系统上。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建立起不逊于发达国家水平的卫星监测系统和“3S”森林防火系统。
“3S”森林防火系统中第一个“S”指的是GPS定位仪，由灭火队员随身携带，指挥中心据此便可准确跟踪队员们的行踪，便于统一指挥。
最后一个“S”是指“RS”航空航天遥感系统，也是火情预测的好帮手。
毕忠镇一语中的:“中国的森林防火工作发展到今天，重要的契机就是那场大兴安岭火灾。”
浴火重生
漠河，这座整洁美丽的边陲小城，给记者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比起20年前的那个漠河城，现在的漠河不知要好多少倍。”现任漠河县建设局副局长的范国萍这样告诉记者。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火灾过后，漠河立刻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开展了复建工作。各路建筑大军齐聚漠河，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吃三睡五干十六”。在这种工作精神下，仅仅过了两个多月，当年8月份就有第一批居民搬进了永久性新居。到当年10月上旬，7700多户灾民全部搬进永久性住宅，56000多群众安全过冬。
范国萍说，现在的漠河县城十年一个变化，特别是最近的十年，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与此同时，灾区森林资源恢复工作也迅速展开，大兴安岭林区通过采取人工更新、人工促进更新、天然更新和封山育林等措施，及时恢复森林资源，仅用10年多时间，就恢复了总面积为96万多公顷的火烧林，火烧迹地更新合格率为92.4％。近年来，大兴安岭地区实施生态战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的森林资源消耗，使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得到了休养生息，昔日“獐狍野鹿山里跑，林中处处闻啼鸟”的景象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给记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大兴安岭人的防火意识、防火能力的确是大大增强了。
在加格达奇、在漠河，街头上看不到一个吸烟的人。记者刚到，就被告知，这里的室外不允许吸烟。
郭喜军现在是漠河县森林消防大队队长。和当年他手下只有30人的快速扑火队、只有二号工具不同，现在他手下有200多人的队伍，配属运兵车12辆、通讯指挥车1辆、风力灭火机90台、水泵10台、水枪82支、电台2部、对讲机12部、GPS导航仪8部、二号工具145把、其它扑火工具165件，真可以说是“鸟枪换炮”了。
更何况，现在漠河还驻扎一支武警编制的森林警察大队。
1989年，加格达奇气象台就建成了接收气象卫星云图的系统，现在一天要接收6次卫星云图，预测气象的能力大大提高了。
郭喜军说，现在对火情的监测是天上地下立体交叉的。1987年以前，全县只有3座瞭望塔，现在瞭望塔的数量是19座。公路上每隔两公里就有一个巡护员，天上还有飞机巡视，再往上还有卫星监测。哪里有一点火情，很快就能发现。我们吸取了“五·六”大火的教训，坚决贯彻“打早、打小、打了”，一点小火就重兵扑上去，20公顷以下的火，争取做到在一小时内，实现火场“无火、无烟、无热气”。
大兴安岭人是乐观顽强的，大火带给他们的创伤正在慢慢愈合。
刘丽新的丈夫王双猛很早就被批准带薪脱职在家照顾妻子，刘丽新也每月能在单位领到工资。王双猛给妻子做了两个小板凳，刘丽新现在能靠两个板凳慢慢行走。他们的工资收入都不高，就利用自住房开了个小卖店，丈夫负责进货，妻子负责守店。工商、税务各方面都给予了他们很多照顾。
漠河县正在修机场，明年，这里就能有通往哈尔滨的航班了。
漠河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那里的未来一定很美好，漠河人都这么说。（记者王鸿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