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并不限于农业部门，也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它是一场包括经济、教育、科学、文艺乃至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大运动。相应地，高指标、浮夸风等现象在各个领域也都广泛地存在着。
浮夸风害死人，在那个年代曾经真实地发生过。由于虚报产量，所以需要上交所报的数量。而实际的产量远远低于上报的数目，因此，农民将口粮、粮种交上去也不见得会够数。接下来的日子，大家只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寅吃卯粮，粮食日减，饥荒盛行。人们开始还喝署粉汤，后来就吃萝卜喝开水，在后来就发展成吃野菜、树根树皮了。加上当时正值人民公社化时期，大家都吃公共食堂，由于自私性(也算人之常情吧)的普遍存在，大家都怕少吃，于是就敞开肚皮猛吃(仅限于前期)。当时的部分村、乡干部，更是利用职权之便，多吃多占，造成基层民众吃少喝稀。雪上加霜的是，正赶上自然灾害，人们吃不饱饭，营养不良，抵御力下降，一时疾病流行，饿死、病死的人数急剧上升。
1959年春，山东、河南、江西等11省、自治区发生浮肿病1055，0000余人，死6700余人。山东最严重，1月至4月14日，发生肿病779，0000余人，死亡680余人。河南次之，1月至4月20日，发生肿病153，0000余人，死2000余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由于上述的原因，口粮吃紧。第二，吃盐过量(人们误以为吃盐可以增加力气，一般吃1两以上，而食盐正常涉入量为3钱)造成的浮肿。第三，对部分野菜过敏。第四，食品种类过于单调，脂肪、蛋白质严重缺乏……
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导致人口总数急剧减少。当年因饥饿死亡的人数至今尚无定论。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写道：“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万人。” 美国学者克法夸尔所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说：“据估计，这几年增加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在1600万到2700万之间。” 丛进所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中推算：“1959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约为4000万。”金辉著《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出自《庐山风云》，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认为：“全国1960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达到4319万。”每一组数字，都至少相当于消灭了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个或几个大城市的人口啊。
聚焦凤阳
“高产”卫星形成的可怕链条：定高指标到放“高产卫星”(浮夸)，到高征购、高销售，到农民粮食被挤占，吃野菜、树根树皮，再到逃荒要饭，最后导致饿死人惨剧的发生。这种事情在中国广大农村时有发生，但其惨烈度超过凤阳的恐怕没有几个地方。
凤阳曾是个非常辉煌的地方，因为这里曾经出了真龙天子朱元璋。但近世以来，这个“风水宝地”更多地是与灾难相联系。这种状况在歌谣中有所反映：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上，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背起花鼓走四方。
五六十年代的凤阳，像其它很多地方一样，跟“放卫星”的风跟得很紧，也算是追赶时尚的潮流吧。当时的县领导，田地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非但部勇于承认错误，反而将错就错，用层层下压得办法强购过头粮。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正值缺粮、疾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刻，领导竟错误地认为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规定各公社每天入库的数字要三报：上午报计划，中午报行动，晚上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这使得种子和口粮都被卖掉了。搞不到的粮食的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对这些人乱斗硬逼，要很斗，斗不狠，被怀疑思想“右倾”(1959年在全党搞“反右倾运动”，他们又赶时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生活困苦，缺粮断炊，挖野菜树根充饥，讨饭，饿死的都有。
据统计，1959年到1960年，全县死掉60245人，相当于一个四十万人口的县，人死了七分之一。当年，有不少户死绝，情况惨不忍睹。
作家王立新80年代赴凤阳采访，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梨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有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这是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大约四十年前。惨剧为什么会在红旗下发生，为什么会接连发生这样的惨剧？以后的浩劫“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持续那么长时间，这是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