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们挤在临时搭建的窝栅里，等待着几天才能领到的一碗稀汤。环境已经变得污浊不堪，饮水的地方和粪池相差无几。缺乏药品让老人和儿童大量死亡。地上连能吃的草根都没有了，飞鸟，虫、鱼凡是能吃的早就被吃光了。腐烂的尸体和几将成为腐烂尸体的活人到处都是。这就是埃塞俄比亚的饥民在索马里境内的状况。
一个小姑娘站在满地尸体的树林中，她惊恐未定的目光盯着摄影师，干燥的皮肤已经因瘟疫而起了无数疙瘩，只有红色的裙子还勉强反映出往日生活的美好。这是在扎伊尔境内，一百多名流亡到此的胡图族卢旺达人被图西族人杀死，其中包括这个小姑娘的父母。她因去河边打水而逃脱厄运，但前途将会怎样，她将往何处去？这些问题带给她的迷惘，已经大于人生带给她的痛苦。
苏丹位于非洲东北部，红海西岸，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苏丹全国气候差异很大，自北向南由热带沙漠气候向热带雨林气候过渡，长年干旱，年平均降雨量不足100毫米。苏丹地处生态过渡带，极易遭受旱灾、水灾和沙漠化的侵袭，再加上长年的战争，致使饥荒不断。
根据历史记载，早在古埃及时代就有文身。人类之所以文身，多半基于某种象征意义，或已成年，或用来区分人我、阶级之别，“美”的层面较少提及。以前，除了少数民族外很少有人文身，但受到日本武士文化的影响，有人开始模仿日本武士文身，用以彰显自己的“勇武”性格，而这类型的人多以“道上兄弟”居多，且在早期监狱内形成一种次文化。随着社会的多元化，文身的艺术本质已逐渐浮现。
2002年，美国一名科学家从圣路易斯医院一具30年前死去的少年男妓冻结尸体中取出了一些组织，对有关艾滋病毒源自人猿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说：“我们目前相信艾滋病毒是在50至60年前从人猿传染开来的，但是这项证据显示，这种病毒的菌株在更早前已经开始在人体内变异。”在1968年．一名15岁的黑人男子被送入圣路易斯市医院时，所患的症状非常奇怪，后来被诊断为卡波洛氏肉瘤，这种癌症现在同后天免疫匮乏症(即艾滋病毒)有关。突图恩大学的微生学和免疫学教授加里在研究报告中表示，艾滋病毒是经过数百年的变异转化之后才开始传染的。
1993年5月，在伦敦索斯比拍卖行的一次竟拍中，曼·雷拍摄于1930年的这张《玻璃泪珠》以193895美元的价格被人买走，创下了当年单幅照片拍卖价格的新高，并使当时的照片拍卖纪录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曼·雷照片的价格就在市场上一路飙升，多次刷新当时的拍价。但是一张照片卖到近20万美元，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值得吃惊。曼·雷之所以能在摄影领域受到如此青睐，主要在于他在抽象摄影方面的大胆探索和实践。他的异想天开，使他突破了平庸的局限，也使他的作品获得了永恒的赞誉。
巴黎的恋人们与其他的城市和国家不同，因为巴黎一直被认为是恋爱的天堂。长久以来，巴黎街头的亲吻的身影随处可见。舞会或电影结束后，小巷中满是轻轻相拥的恋人。恋人们在路边的长凳上、地铁中。路灯下亲吻，没有人会大惊小怪，人们甚至不会注意他们。女孩子们不断有花的使者试图献殷勤，通常她们会背对着墙壁或大门口站立。火车站的候车室、公共广场、卢森堡公园，都是恋人们经常的约会场所。
这幅检验除臭剂(腋下用)效果的照片刊登在《波士顿早报》1986年第9期上的文章《嗅觉的暗示》中。当年，该化学品公司雇佣了大量人员参与对其腋窝除臭剂的检验工作。之后，艾德特·比尔·伽理特报告说：“这是人类科技史上关于嗅觉的最大的调查活动。但根据一年后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二的被雇用人员在一定时期内嗅觉丧失，而其中百分之一的人则完全丧失了。”
1992年，在“美国丽人”玛丽莲·梦露去世的30周年忌日，著名摄影家波特·斯特恩展出了2500张梦露最后的照片，其中包括大量的裸体照片。这些照片全部摄于梦露死前6个星期，其中只有100张在1982年梦露去世20周年时展出过，绝大部分从未与观众见面，因而极为轰动。
火从天降当年在燃烧弹中无助奔跑的小女孩在1996年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她的背部是22年前被燃烧弹烧伤的疤痕。这位姓潘的女士后来移居美国，并被联合国任命为和平大使。如今，她奔走于世界各地，向世界讲述战争与和平的深刻意义。
理查德·法尔科1977年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从1993年开始，那些与西方社会无涉的异族文化深深地吸引着他：“我工作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尽可能地向我的研究主题学习。”1992年，他来到了伊里安查亚高地的丹尼部落。这个居住在巴利恩村庄的部落以敌人的人头为战利品，1938年前荷兰殖民者首先揭示出他们是食人族的后代。今天差不多仍有10万名丹尼人居住在这个山谷，但过去那种保存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却渐渐地被时间的流逝所改变。只有在那些传统封闭的村庄里安于耕种的田园诗般的农家内，法尔科才发现了家长制和一夫多妻社会的残余，“经过几天的跋涉，我们才找到传统的丹尼人。”
穆桑加是扎伊尔境内最大的卢旺达难民营，近100万名难民在这里已生活了两年，国际社会的援助也从未使这些难民摆脱过霍乱、饥饿以及战争的恐怖。1996年底，在穆桑加难民营因霍乱和其它疾病死亡人数已近1/3。
前苏联领导人迈克索尔·戈尔巴乔夫在东德第11届共产党员代表大会上作为佳宾演讲，当演讲结束时，全体党员代表起立鼓掌。各媒体的摄影师们距讲坛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于是摄影师干贝·索莫不得不使用他的一个600mm的长透镜。他用一个单脚的而不是三脚架支撑着这个笨重的透镜，当戈尔巴乔夫的演讲结束时，凭经验，干贝·索莫知道在戈尔巴乔夫和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瑞奇·豪耐克之间必然会亲吻、拥抱。于是他事先调好镜头准备拍摄他们亲吻、拥抱场景。
一个8周大的胎儿安眠在一只成人的手掌中，这是一次不幸流产的结果，但却给人们一个机会，可以清楚地目睹8周大的人类的真实模样。M·阿兹热·安塞瑞医生利用他在诊所工作的机会，拍摄了许多流产的胎儿照片。在这些照片中，骨肉分离的痛苦被省略了，只剩下科学研究的准确和精密。在这张照片中，8周大的胚胎安卧在尚未破裂的胎囊中，刚刚生出的羊水为它形成了温柔的保护。此时，眼、鼻、口、耳等器官形状清晰可辨，手足、指头也一目了然。它的整个外形仍然像猿猴，但已经有了头脑和心脏跳动。
生命的奇特通过安塞瑞大夫的镜头固定了下来。在成人粗糙的手掌上，它如同水晶般纯粹和脆弱，又仿佛琥珀一样永恒。
这是索德克早期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看这幅照片有时会产生错觉，以为寂静中传来耳语。窗户、阳光、漂亮的帽子，这些都被她忽略了。隆起的肚子吸引了她全部的注意力，下身则在漆一般浓的阴影中。索德克在对人体的表现中发现生命的普遍形态：有时是情欲，有时是死亡，有时则是诞生。这是索德克为怀孕的妻子拍摄的照片。
1970年，摄影家马克德瑞的婚姻出现第一次危机。他的妻子和他的好朋友有了超出正常友谊界线的关系。而他们都向他坦白了这一点。同时，他的创作生涯也陷入了自我怀疑的危机。他开始觉得摄影工作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他无法面对这一切。然而，在时间的帮助下他经受了生活的考验，尽管已经遍体鳞伤。事后他说：“我不相信一切就这么算了。我想，妻儿不会轻易就离开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我也不能轻易离开我的照相机。于是，一切又重新开始了。”经历了这些磨炼之后，马克德瑞构思出了这样一张照片，以此表达他对生活意义的探索。
上个世纪50年代，性解放运动在美国兴起。1953年《男性性行为》和《女性性行为》相继出版，以科学的态度，系统探讨了为传统所禁忌的性问题。在哲学领域里也有人提出，社会充分发展后，人类无须继续压抑本能，反压抑要从性解放开始。受这些观点的冲击，美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冲破传统，以开放自由的态度处理性问题。性解放的狂潮也使一些社会问题明朗化，同性恋便是其中之一。六七十年代，异性模仿，易装，在美国的同性恋群体中相当流行。尽管观念有所更新，但同性恋者毕竟还是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丽·艾伦·马克所拍摄的这幅异性模仿者，神情疲惫，肌肉松驰，孤独而忧郁。
在细致刻画服饰的同时，霍斯特也用蜿蜒下垂的衣带极富暗示地伸展着对人体的想像。此时他仍受霍伊宁成·许恩推崇的古典主义影响，构图简明，置境用光也极为单纯。
霍斯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时装摄影师之一。他为康德·纳斯特公司工作了近60年，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摄影师时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并一直保持至今。他的构图具有戏剧性、幽默性和创造性，并且具有精美、细腻的色感。技术上他根据不同的拍摄对象采取巧妙的用光。
对于同性恋，研究人员早就从生物医学、社会学、文化民俗学和心理学等角度对其开展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许多人在较早的时候就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同性恋除了有社会、家庭、文化和心理等因素外，还存在着比较深厚的生物医学基础。所以，当社会和公众还普遍对同性恋表示谴责和不屑时，1974年，美国心理学会和精神病学协会发表正式声明：同性恋不是疾病，也不是一种病态，这是一种正常的只占少数的性指向，他们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不必对他们进行矫治。
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喧嚣躁动。种族运动、女权运动、越战、冷战的连番轰炸以及思想的空前解放，致使人们迷失了自己，结果暴力、吸毒、犯罪指数直线上升，城市中也出现了大批游离在主流之外的人，他们以刺耳之音反叛着传统，传达着自己的生活理念。
在这样的动荡年代里，《文身麦克》的作者查尔斯·盖特伍德，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他以写实的态度聚焦边缘人群，手法大胆直白，挑战观者的忍耐极限。盖特伍德的早期作品视角独到，充分展示了非主流人群的生活状态。但从7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创作开始流于形式，带有刻意的色情暴力成分，颇有哗众取宠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