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州，作为关中的侧门，位居潼关背后，被人称为“河东、河北陆道进入关中之第一锁钥”。于是，这座老城的存亡，命中注定与两个因素有关：黄河，战乱。
撰文/范亚昆 摄影/郑云峰 执行/立山
蒲州，属于如今的山西省永济市。黄河走到这一带时，拐了最后一个有力的弯折，顺便赋予这座城一段曲折的历史。
如今，城湮人散，烟尘俱净，只剩下城外渡口处的铁牛铁人，守护着这座老城从繁盛到消亡的秘密。
晋西南有很多重要的黄河渡口，譬如芮城的风陵渡、孟津渡、河津的龙门渡、蒲州的蒲津渡等，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历来从山西入关中下洛阳，或者从关洛入山西，大多由此往来。所谓“山河表里潼关路”，指的就是这一带的险要所在。
同蒲铁路建成后，蒲津渡下游20公里处的风陵渡成为要道。
蒲津渡依然守着自己的沉默。
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个“和尚捞铁牛”的故事——宋代，黄河水泛滥成灾，将浮桥冲断，八只铁牛被冲到下游的泥沙中。有一个怀丙和尚在两艘大船上装满泥沙，然后将船开到铁牛沉没的地方，让熟悉水性的人带了很结实的绳子，潜入水底，将绳子绑到铁牛上，绳子另一端拴在船上，怀丙和尚指挥众人把船上的泥沙铲入河中，河底的铁牛依靠大船和自身的浮力，逐渐离开河底悬在水中。人们奋力划船回到浮桥处，将铁牛拖回原处，使两岸的浮桥重新连接起来——或许很多人对这个故事还记忆犹新，那铁牛，便出自这里。
当年出土的铁牛，牛身通体油光发亮，仿佛新打磨过一般。然而，铁牛的位置处于当地地平线以下，由于地下水位的影响以及保护经验的缺乏，开元铁牛很快就锈迹斑斑，面目全非。同时出土的四尊铁人的表面更是层层剥离。
考察古渡与老城的历史，并不缺乏文人在此留下些许足迹。《永济县志》（22卷）载，河中文化，盛于唐（王维，聂夷中、庐伦，柳宗元等），衍于宋，衰于金元，而复振于明（杨博、张入维、王崇古、孟时芳等）。更何况，这里东临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的普救寺，背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鹳鹊楼。
然而，在这个渡口留下浓墨重彩的，却多为沙场之人。
“关中锁钥”
蒲州，作为关中的侧门，位居潼关背后，被人称为“河东、河北陆道进入关中之第一锁钥”。于是，这座老城的存亡，命中注定与两个因素有关：黄河，战乱。倘没有黄河的迂回与阻挡，便也没有通过黄河的锁钥之说。黄河之水尚且不可测，人祸之乱更是起于青萍之末，而关乎百代兴亡。假如蒲州城的手掌中有一条生命线，这条线必然充满曲折，令人不安。如今它已经合上了手掌，我们只能从一些断简残片中，来窥测这条线的走向。
从“舜都蒲坂”到唐代中都，蒲州城似乎一直都处在政治经济的中心，至少其地位是十分显赫的。然而，仔细考察这座城的作用会发现，它在历代统治者眼中的重要性，原因略有不同。
舜帝时期，从晋南黄河中游一带的地理条件、环境、气候发展情况看，它不仅有一望无际的平地，也有沟壑纵横的山坳，雨量充足、气候温和、草盛水丰、宜耕宜农，宜猎宜牧，很适宜于远古时期人类在这里聚集生活。他们为了生存，选择一定的有利而又很有权威的定居点，来发号施令、指挥其部族。舜选定了蒲坂，并定其为都。可以想象，此时的蒲坂，只是一个简单的居住群落。
后几经战乱，蒲州城的地理位置开始得到重视，作为“天下要地”，城镇建设的重点开始放在了城防建设上。据《永济县志》载，现存的蒲州古城城廓（即土围墙），大约始建于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当时为了将此地作为“巨防”之地，城墙高筑达三丈八尺多，而且城外还设有一条护城河。
此后历代修葺，以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蒲州驻军千户张盖对蒲州城垣的重筑最为壮观。此时城高三丈八尺，堞高七尺，开四个城门，城外，东、南、北三面，均有护城池，深一丈五尺，宽十丈，三面共六里四十五步。
从居住群落到“关中之巨防”，蒲州城功用的转变，在其修葺的历史中，曾有一个明显的体现。金哀宗正大八年（公元1231年）九月，元兵攻河中府，金将草火讹可，因兵少，力不能守，这年的十二月把城的一半截去，截去的是后来的东关部分，留内城以守，这内城就是元以后的蒲州城，现在（1947年后）的古蒲州城遗址。
将城缩小以利据守，似乎体现了壮士断臂的豪气，然而，在古城的历史中，这无疑是充满阴影的一笔。
也许，有些古城小镇的畅达平稳，生来就不属于这座负山面河的蒲州城。
断臂之后，蒲州城仍为元军所占。
清同治七年(1868年)，蒲州城最后一次修葺。
此后，老城渐渐被泥沙所没，走向荒凉。
1984年，地、县博物馆在这里考察。城为正方形，周长八里三百四十七步（40578.3米），与史书记载吻合。城墙的北、南、西三面下部淤泥埋没4米、5米、7米不等。露出地面的有1米、2米也不等。这三面虽尚在，也不十分完整。城墙上的堞、楼均毁。下部泥沙埋没，东面的城墙、城门全毁，惟土墙残存。
曾是“巨防之地”的蒲州城，就这样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若它的消亡是一个谜面，谜底则要追溯到一座桥的历史中。
渡桥风烟
城的荣辱，源自黄河与战乱。桥的存在，则直接连通了黄河与战乱。从某种程度上说，“关中锁钥”的命运，直接系于一桥之上。
古蒲津桥，有1900多年的历史。时间虽久，却始终是动荡的浮桥。这与黄河本身的性质有关：河水年年上涨，且经常改道，只能采用浮桥形式。与一些建筑优美、具有观赏价值的石桥木桥相比，蒲津桥只能在历史的风烟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从春秋到隋代，蒲津数度建桥。谁用谁造，几成惯例。
春秋第一次造桥，缘于秦公子（钅咸）在秦无法安身，出奔于晋，“比其船而渡”，过河即拆掉了。此后，秦昭襄王东征赵魏，汉高祖刘邦平定关中，魏武帝曹操西讨马超，北齐神武帝高欢进攻西魏，隋文帝巡幸河东，都曾在此架设浮桥。可见，蒲津桥身影一经出现，多数都通往一段兵战史。
终于到了雍容的唐代。
开元时的兵部尚书张说，把蒲津桥年年破败的情况，向唐玄宗李隆基上疏：“黄河上有三座桥，蒲津桥是其中的一座。每年冬天的时候，河上冰还没冻透，春天就化了，冰凌与河水流得一塌糊涂，经常把浮桥的绳索磨断，造绳索桥墩用的竹子木头要常常更换，修这些需要很多钱，当地的小官们拿不出，苦着那！”玄宗听了，当即表态：“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去，给他们些钱，修去吧！”
这段对话，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修桥提议出自兵部而不是工部，张说却只字未提桥的军事作用，玄宗也只字未问，爽快应允。
简单一句“给他们些钱”，由此造出的作为地锚的铁牛、牵牛的铁人、固定船只的铁柱以及铁山、绞盘等物，耗用的生铁居然占据了全国年产铁量的80％。玄宗看似随口一说，其实深知蒲津作为秦晋要冲的重要性。盛唐气象，不仅体现在耗资巨大、气势雄浑的铁牛上，更体现于李氏轻描淡写的决策中。
开元十二年，桥改建后，在桥东岸东北150米处，特建一“铁牛村”，住杨、李两姓，共300多口人，不种田、不纳粮，专职护桥看铁牛，到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河涨村没。
唐时的黄河在这一段是两流。据考，蒲津桥分两座，桥把蒲州、中单、朝邑连接起来，因而有一桥锁三城之说。一百多年后，唐开成年间，一个叫圆仁的日本和尚，来中国转了一圈，在他《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记述了蒲津桥的样貌，与桥初成之时的史载大致相同。可知在这段时间，黄河处于安流期。
此桥沿用五百余年。
宋、金两代，统治者对这座桥的维修与保养均十分重视，金甚至设立了专门的管河桥的官员进行维护。桥便无事，直至金末，又一场战火。
金元光元年(公元1222年)，木华黎率蒙古军围攻河中府（即蒲州），金朝河中府判官侯小叔率众坚守。蒙将石天应久攻不下，却乘侯小叔出城和金朝枢密院都监完颜讹论议事之机，出兵攻占了河中府。侯小叔归来，纵火烧绝蒲津桥，并于第二年集金兵反攻，杀死石天应，收复河中府。
桥消失了，城的历史还要继续演进。后来，侯小叔死了，河中府陷落。再后来，蒙古太师木华黎死了，成吉思汗死了，他们的死亡却终是阻挡不住蒙古汗国消灭金朝，一统天下。
金人一炬，断了的，是一座桥，也是一座城的命脉。
这座桥的毁灭，似乎为9年后蒲州城缩小城围、断臂自守做了铺垫。老城自此元气大伤。
历史走到这里，像黄河一样转了一个弯。蒙古国版图宏大，蒲州城仅居其腹地。也许桥已经不重要了，何况已经毁弃。城的身影便渐渐淡去了。
若干年后的明初，大将徐达率十万大军取陕西，最后一次草草修复了蒲津桥。再之后，这座在《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中频频闪现身影的蒲津桥，在典籍里再难觅踪迹。1886年，舟桥俱毁。后来泥沙淤积，铁牛、铁人、铁柱、铁山渐渐消失在黄河滩上。
历史上的蒲津桥曾多次毁于战火，却屡毁屡建，越修越庞大，直至那场大火。
回顾蒲津桥的建桥史，从蒲津桥的诞生，到唐朝把浮桥建成铁索桥，期间所有朝代都把京城建在长安附近。有人推测，作为通往长安的交通咽喉，蒲津桥的兴衰很可能和长安城的命运息息相关。位于长安城上的西安市，虽然是中国七大古都之首，但是唐朝之后，再没有成为中国的首都。长安城沉寂湮灭了，蒲津桥也随之毁灭了。
唐桥遗迹
蒲津古渡遗址现在距离黄河有1公里多。黄河改道，使当年的地锚等物，早已偏离河岸，并沉没于泥沙之下。
1989年7月，经永济市文物工作者调查所获，后又经山西省考古工作者清理发掘，唐桥遗迹终于再现人间。值得欣慰的是，不论老城与古渡经历过多少升沉荣辱，如今留下的，的确是它们最大气丰厚的所在。
在建桥史、铸造史和冶金史上位于当时世界第一
这些铁器群坐落在一块石板地上，最深处距今地表 6.5米。在靠当时河岸有一道曲拱梯形石堤，堤基下有密密成排竖钉的柏木桩，垒砌石条间灌注有铁锭，又以米浆白灰泥粘合缝隙，十分牢固。可以明确地看出这道石堤系分两次砌筑。铁器群总计四尊铁牛、四个铁人、两座铁山、三个铁墩、一组七星柱。还发现一座四米见方的砖屋遗址，门坎向东，当是管理渡口之所在。发掘中还发现了唐开元通宝、宋天圣元宝、元丰元宝、金正隆元宝等十余枚铜钱。一眼望去，最明显的，自然是气势雄浑的四尊铁牛……
链接：蒲州由来
由于西临黄河，蒲州城周围滩涂旷野，蒲苇丛生，因而得名一“蒲”字。蒲坂、蒲反、蒲阪、蒲州等数度易名，皆沿袭了这个字。尧时划天下为九州，都属平阳甸服(城郊)。
舜继位后，把中国划为十二州，蒲州开始建都，从此舜都蒲坂，就有了历史的依据。春秋时，蒲属晋，战国时称蒲邑，蒲州一带属魏，秦汉时称蒲坂。汉时，蒲坂改名蒲城，后又改为蒲坂。西魏大统三年（公元537年），宇文泰（一名黑獭，鲜卑族）打败高欢（一名贺六浑，鲜卑汉化人），把蒲坂划归西魏，北周时在蒲州设河东郡，把名称由泰州改为蒲州。
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郡存州，改为蒲阪县。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分天下为十道，蒲州属河东道。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定蒲州与陕、郑、汴、绛、怀并称六大雄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改蒲州为河中府，升中都，与长安、洛阳齐名。
开元十二年，全国州府定近畿之州为四辅，升蒲州河东郡为上辅。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改为河东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初复为蒲州，三年复置河中府，又为中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