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50年择偶标准巨变

2008-02-14 08:38

中国人50年择偶之变：从政治决定一切到多元之爱

2007年11月18日，江苏连云港市在市区的苍梧绿园举行户外“相亲会”，吸引了近两千名青年男女前来寻觅意中人。中新社发王振<江苏>摄

2007年10月27日，湖北宜昌举办首届全国古玩鉴赏交流大会，一收藏者展示了收藏多年的几十张不同年代的结婚证。中新社发刘君凤摄

资料图：2008年1月7日，在上海陆家嘴绿地公园，新人正在拍摄婚纱照。中新社发亚鸣摄

《小康》杂志2月14日报道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稀罕一种东西，叫爱情。

经年之后发现，我们爱的是一些人；与之结婚的，可能是另一些人。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恩格斯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道德了数千年，还经历了一个最不道德的年代。

永远不变的是变化。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价值观在变，我们的择偶观也在变。但择偶观的核心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顽强的惯性，这个核心就是“郎才女貌”——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才”与“貌”的衡量标准与表现形式。

于是，漂亮的女子不论出身高低，总是前途不可限量；而优秀的男人，不管年老还是年少，总是滑不溜手。

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与几千年前，并无不同。

红色年代，爱情缺席

我们甚至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性是被严格压抑的，而爱情是羞于启齿的。

法国社会学家穆勒在分析了婚姻基础的基本内涵后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婚姻有三大动机：即经济、子女与爱情。在上古时期，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情第三；中古时期，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到了现代，变为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这种划分大体上反映了人类婚姻中择偶标准的变化。

我们的情况或许还有些特殊，因为政治曾经在这个国家近乎疯狂地起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免是政治问题，包括择偶与婚嫁。

我们甚至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性是被严格压抑的，而爱情是羞于启齿的。

1950～1960

“英模崇拜”成为择偶主流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接受《小康》采访时总结：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几乎没有择偶的自由。

我们的故事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事实上，那时候也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关于爱情的故事发生。

但关于爱情自由的梦想已经萌芽。正是在那个时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风靡一时。其中敢爱敢恨的小芹成为青年男女的楷模，而行一贯家长作风的何仙姑在众人的哄笑中灰溜溜地下台，标志着中国进入择偶自由的阶段。

“昨夜晚小芹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二黑哥你当了模范。人人都夸你是神枪手，人人都夸你打鬼子最勇敢。”小芹在影片里的唱词同样形成那个年代的择偶理想。

那是一个价值单一的时代，不似现在黑白模糊，以单一价值选出的“模范”、“英雄”成为1950～1960S择偶的关键词。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魏巍的一则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给了军人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嫁给军人，尤其是获得荣誉的军人是当年女性的理想。即便从战场走回来的军人身体已不再健全，但这些都不重要，军人的光辉与荣誉足以让窈窕淑女趋之若骛。

生产工作中的“模范”成为在军人争夺战中不幸败下阵来的女性们的次优选择。当年，农村与工厂或者国家机关都会兴起“劳模”或“工作积极分子”的评比。那些站在台上胸带大红花的男女自然成为择偶的热点。

那时候，人们找对象首先考虑的是，对方政治上是否要求上进，在工作上是不是模范；那年头，处对象的时候，“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争取工作上的进步”成为交流的主题和中心，并借此发展成为光荣的“革命家庭”。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一份调查报告中称，1948年到1966年，择偶条件中最关键的是本人成份、政治面貌以及家庭出身等。

而当时的媒人在介绍对方的时候，通常首先就会推出党员身份，以上进的政治面貌作为卖点尤其盛行。

1966～1976

政治决定一切

文革十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尚且是一段不愿掀开的伤痛；而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正处于青春年华的人来说，更为残酷。

那是一个悲情的年代，许多青年受到了双重迫害。那些叫知青的人，不仅在身体上突然间要承受繁重的劳力；同时，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还需要面对沉闷、落后的环境而失去了爱的能力。

“或许有很多人从此再也不能体会到爱情的纯真与激情。”对于那个年代的伤害，作家胡发云以“惨痛的代价”作评价。

很多故事现在听来是荒唐的，而在当时，却以认真的形式在生活中上演。

那时候，一件鲜艳一点的衣服不小心就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人们的服装一律灰蓝色，发型也趋于统一。中国几亿人的生活中空前地只剩下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只能用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

在政治席卷一切的年代，男女青年择偶的关注点只有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那是“根正苗红”，出身越穷越光荣的时代。青年人在择偶时，出身的好坏甚为重要，贫下中农、几代红之类的出身是一个颇有份量的条件，它起码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政治背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会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而出身不好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后代在择偶时较为困难，他们只能找相同境遇者。

而对于知青来说，他们的爱情婚姻更加曲折、悲情。“那些无奈选择留在农村的女知青是一个悲剧。”胡发云说。

一位曾在“北大荒”下乡的知青这么回忆自己的队友：一位漂亮的女生，当年出于狂热的政治崇拜而被鼓动去内蒙古插队。但娇弱的身体无法适应牧区生活，只能听从牧民的劝告，嫁给当地一户人家作儿媳妇，以此期盼由夫家来承担她的劳动任务。但最终不但没能卸下自己的任务，自己的命运也就此改写了。

这位知青以“苦涩”来形容自己的知青生活。“在那个年代，不允许谈爱情，这是个人私情，而国家提倡的是建设祖国。我们是感情被荒废的一代。”接受采访时，他语调激动：“即使有一些知青在这十年间结婚了，但他们大多数只是出于生存的考虑，为了获得一张政治的护身符或者一个生活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除了政治，一切都不存在。如果说五六十年代还存在爱情婚姻自由的话，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期间，一切都被政治剥夺了。

一个时代的错误与伤害，深深地烙印在这一代人的记忆深处。这或许是19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能迅速兴起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青年在观看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时失声痛哭。

    [来源：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