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的基因图谱解析------(9)

七．中国证券市场形成统一的垂直行政管理体系

“327事件”之后，首先发生变化的是，1995年3月31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退位，由国务院证券委副主任、原建设银行行长周道炯接任。

1995年5月19日，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管金生被逮捕。1997年2月3日，以行贿和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17年。

1995年9月15日，上海证交所召开理事会，“经尉文渊本人请求”免除其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职务。但当时仍由理事会决定任命上海市政府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杨祥海为上交所总经理。

深圳证交所在1995年10月23日，免除了总经理夏斌的职务，一同去职的有创建深证证交所的副总经理禹国刚和副总经理柯伟祥，由中国证监会委派原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庄心一接任总经理。

依照1993年7月7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发布、并从发布之日起实行的《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管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同时规定：“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常务理事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会同证监会提名、报证券委备案”（第19条），“总经理有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会同证监会提名、报证券委备案”（第20条）。而在1996年8月21日国务院证券委公布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中将1993年的《暂行办法》第4条修改为：“证券交易所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同时将证券交易所领导层产生办法修改为：“理事长、副理事长有证监会提名，商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后，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第22条），“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证监会提名，商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后，由理事会聘任”（第24条）。

这表明，在“327事件”发生之后，中央政府可以撤换其证券监管机构和已经取得人事任免参与权的深圳证交所的负责人，但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领导层的人事安排却还是无法一下子完全参与，至少在《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这样的法规上还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地方政府为主的地位。甚而至于对于两地的证券市场的影响仍旧无法真正和当地政府相抗衡。

于是，在监管将及未及的这一时期，某些地方政府，在证券市场上表现的利益诉求与中央政府防范风险的政策的冲突，在1996年达到了顶峰。从4月份股票市场开始开始逐步回升，10月以后出现暴涨。从4月1日到12月9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达120%，深证成指涨幅达340%。

于是面对市场热情的高涨，中央政府从1996年10月份起，连连发布了后来被称为“十二道金牌”的市场调控政策规定，大致有《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

及至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破天荒地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在这篇文章中，中央政府的代言人用罕见的眼力给股市定性：“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并带着愤怒情绪表达了他对证券市场的要求：“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各地方、各部门不能自行其事，干预股市，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决定从即日起，对在两所上市的股票、基金类证券的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10%限制并实行公开信息制度。当天，沪深两市跌幅都达到了10%，大部分股票被巨大的卖单封死在跌停板上。

半年之后，在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护投资者何方权益》的文章，披露了国务院证券委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对一批违规银行、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及其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的消息，并配发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的评论。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贺云、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沈若雷给予撤职处分；对海通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广东证券公司总经理马庆泉作出免职和记大过处分。这是对于沪深两市的参与者在1996年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如国有银行向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资金炒股，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机构大户利用银行信贷资金炒股以及利用信息优势操纵市场等等的严肃处理。在这背后，更是对“327事件”之后上海和深圳两个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影响证券市场的一种敲山震虎的警告。

于是根本性的转折发生了，1997年7月，国务院决定将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交易所正副总经理由证监会直接任免，正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1997年8月14日，中国证件会主席周正庆、副主席陈耀先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了免除杨祥海交易所总经理、任命原证监会秘书长屠光绍为上海证交所总经理、党委书记的人事变动。9月，中国证监会免除庄心一深圳证交所总经理职务、任命中国证监会原办公室主任、法律部主任的桂敏杰为深圳证交所总经理、党委书记。

因此，尽管从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代表着中央政府着手开始接管中国证券市场；但实际上，直到1997年7月国务院决定沪深证交所划归中国证券监会直接管理，并从1998年9月19日开始，根据国务院关于证券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方案的要求，中国证监会主席与江苏、上海、安徽等地政府签署“证券监管机构交接备忘录”，标识集中统一监管制度建设启动；随后，中国证监会相继与各地政府签署了“证券监管机构交接备忘录”，地方证券监管机构移交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实行跨区域监管体制，在全国设立了36个派出机构：包括9个证券监管办公室（天津、上海、沈阳、济南、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2个直属办事处（北京、重庆），25个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设证券监督特派员办事处；逐步撤销国务院证券委，原证券委的职能并入中国证监会行使；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原有的证券监管职能统一移交中国证券会行使。从此，中国证监会才真正对市场有了管辖权。

1999年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在全国各地的派出机构正式挂牌，这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监管体系正式形成。

这才表示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的垂直行政管理体系最终建成。

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在改革过程中“新生的经济增长点”，终于在改革20年之后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的既有行政体制，完成了中国证券监管体系的行政化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