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在回顾当年新邮的表现时不难发现，由于发行量是首次事后公布，从而出现了一大怪胎：那就是不少新邮的溢价幅度远远脱离其内在的基本价值，从而对在二级市场上的投资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抑制了行情的向前推进。
笔者以为，在2006年新邮中有两个品种最值得回味，一个是“丙戌年”大小版张，另一个则是“乌兰夫”小版票，给当年的新邮抹上了浓重的一笔。“甲申年”与“乙酉年”大小版张在上市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都曾有尚佳的表现，给投资者带来了不错的收益；投资者以这个思路为第一出发点，将“丙戌年”大小版张列为选择对象，并且不顾一切地在高位买进，因为在市场上根本就看不到有效的流通量，但其最终的结果乃是一败涂地，直到今天还不能翻身。依笔者的愚见，“丙戌年”大小版张价格的连续性下跌，不仅给二级市场上的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更为重要的是也给一级市场上的新邮预订户造成了不同于一般的郁闷，因为其利益也受到了政策性的损害。
新邮预订户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无非就是新邮能否保住面值或者说能否有所收益，也就达到了集邮的基本目的，并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可是，新邮预订户的基本要求却经常得不到满足，比如说不能按时取到票就颇具代表性。笔者以为，新邮预订户不能按时取到票，乃是对集邮者最大的不尊重，与目前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新邮预订户不能按时取到邮票，一般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票已到位，但就是不给你，晾你几天，看你怎么办；第二种是票虽已到位，但不在发行日当天给你，集邮公司将票抛向二级市场，赚取中间的差价；第三种是政策性的规定，在年底或次年年初的时候才向集邮者供票。在这三种情况中，政策性的规定无疑是最不能让人接受的，属于非常典型的“霸王条款”。比如说，“丙戌年”大版张上市之初的价格超过了70元，而在年底的时候却只有20元左右，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对在年底或次年年初才能取到“丙戌年”大版张的新邮票预订户，所造成的伤害是毋庸置疑的，从而演绎了2006年新邮发行过程中的一大怪胎。
就在2006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新邮发行过程中的怪胎现象再度被有关部门演绎得淋漓尽致，那就是“乌兰夫”邮票上市之后价格的连续性暴涨，其版票的价格竟然高达300元，就连当年的“抗击非典”小版票也是望尘莫及，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从“乌兰夫”邮票在二级市场的流通情况来看，无论是小版票与四方连票，还是单枚票都是相当匮乏，某投资者所见到的数量最多的小版票不足15版，这就是其价格飙升的关键性原因。在年票大战序幕业已揭开的情况下，“乌兰夫”邮票价格的飙升，无疑成为了年票价格上升的助推器；这种价值上的显现，并非实实在在的资金推动所致，而是有关部门营造出来的“政绩工程”所带来的虚假繁荣，此举真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依笔者的愚见，邮票市场之所以长期以来都没有出现令人赏心悦目的行情，其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有关部门每年都在演绎的“政绩工程”，乃是阻碍市场向前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之一。最近几年以来，有关部门曾经出台了诸如小版张一统天下、大小版张合一、大量销毁库存邮票、事后公布新邮发行量等措施，但市场并没有因此出现什么实质性的好转，仍旧在困境中挣扎。上述措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有关部门出台政策的时候，完全是从自己的视角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集邮者或投资者的角度作为第一出发点，从而使得政策只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之内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时常看到的反弹行情，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的运行方向；得不到净化的市场，是不会出现反转行情的。
有关部门利用自己在垄断上的独特优势，将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完全抛给集邮者或投资者的做法，最终只会断送自己的前程，其实，市场这些年的走势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目前的市场业已处在极其关键的十字路口，不进则退，有关部门应当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自己在市场上所处的角色，才能摆正自己的应有位置，才能与集邮者或投资者打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