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邮票设计家万维生先生“语惊四座”（见《中国集邮报》2001年6月22日总594期），爆出他手中的1幅画稿是“一片红”（全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的“第一图稿”后，集邮界闹得沸沸扬扬。这幅画稿作为福建泉州“万维生邮票艺术馆”的“镇馆之宝”亮相后，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些社会媒体乃至邮报、邮刊不经调查，盲目跟风进行追捧，误导了广大的集邮者和社会群众。此后，万维生先生多次口述或撰文讲述“一片红邮票的故事”，诸多邮报、邮刊均有报道，万维生先生所作《我画“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故事》（见《集邮》增刊第8期）及所著《我画邮票的故事》（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中亦有述及。《中国邮史研究》2003年第2期曹朝《珍邮“一片红”三幅设计图稿在泉州首次亮相》、第3期吴荣先《万维生自述“一片红”邮票故事》及《“一片红”邮票，说不完的故事》、林招伧《给<大小一片红邮票的秘史>提个疑问》、第5期肖高键《听万维生讲“一片红”的故事》等文章，均以肯定的语气对万维生先生讲的“故事”进行了介绍和宣扬。
因为事关“文革”时期的邮票史，应该严肃对待，一些有识之士迅速提出了质疑。2002年7月27日《集邮报》发表了黄继光先生的《“全面胜利”与“一片红”无关吗？》，2003年《长春集邮》先后发表了魏裕民先生的《质疑新出现的“一片红”邮票第一图稿”》（第5期）、《破解“一片红”邮票的发行之谜》（第11期）和黄继光先生的《“让史实讲话”与“讲话代替史实”》（第7期），《北海集邮》2003年总第19期（特刊）发表了笔者的《到底是哪枚邮票的图稿？》；《中国邮史研究》2003年第3期也发表了黄继光先生的《“一片红”研究并未“划上句号”》和郑启五先生的《一片红“三图稿”的“全面”研究》；魏裕民先生后又在《天津集邮》2003年第5期和第6期连载发表了《还“一片红”邮票图稿的本来面目》，该文论据充分，对万维生先生的“第一图稿”进行了全面的质疑。
魏裕民先生是《中国邮票史》第8卷的撰稿人，该卷记叙了自1966年5月“文革”开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2年间中国邮票事业曲折发展的历史。该书在编撰过程中，曾作了大量艰苦的、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大量的档案资料和邮政主管部门的发行文件，对“文革”邮票进行了全面的“正本清源”。笔者也是该书的编委，曾数度审看书稿，并与撰稿人进行过讨论，认为该书的编撰是严谨的、尊重史实的。“一片红”邮票的发行经过，在书中有翔实的记叙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实，万维生先生讲述的“一片红的故事”，特别是关于“第一图稿”的“故事”，是不真实的。
“故事”：“全面胜利”与“一片红”无关
事实：两枚邮票为同一事件发行
经过多年来人们对“文革”邮票的研究，“全面胜利”（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图稿即是“一片红”邮票的第一图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了使自己拿出的画稿能够被承认为“一片红”邮票的“第一图稿”，2001年5月31日，万维生先生在中国邮票博物馆召开的《中国邮票史》（第7卷）（笔者注：《中国邮史研究》2003年第3期中，郑启五文中误为“《中国集邮史》”，林招枪文中误为“《中国邮史》”。）书稿终审会议上“语惊四座”，说“全面胜利”邮票与“一片红”邮票“无关”（见《中国集邮报》2001年6月22日总594期《万维生说“全面胜利”与“一片工”无关》）。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全面胜利”邮票与“一片红”邮票绝非无关，而是关系极为密切。请看：
证据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1968年9月5日，继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后，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同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并把这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从当时的政治涵义来讲，二者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更为通俗，更为形象。
证据二：邮电部军管会关于发行邮票的通知。1968年9月24日，邮电部军管会以（68）革生字第6号文件下发各省、市、自治区邮电管理局革命委员会（抄送上海、天津、重庆、北京市邮局革命委员会）《关于发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们的重要题词>邮票的通知》。内容除叙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重大意义外，特别说明“为了纪念这个大喜的事件，纪念这个具有世界革命重大意义的事件，定于1968年10月1日国庆节发行一套全国一片红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纪念邮票。”（注：重点为笔者所知，下同。）从《通知》可以看出，“全国一片红”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均是“大喜的事件”、“具有世界革命重大意义的事件”，为了纪念“全国一片红”，才发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纪念邮票。附图为该《通知》的草稿。
证据三：《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的报道。1968年9月8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头版均刊载了综合报道《盛大的节日，巨大的鼓舞——记首都人民热烈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报道稿中除了各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内容外，还提前披露了“全面胜利”邮票将要发行的消息：“为了永远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北京邮票厂的工人和邮电部邮票发行局的设计人员连夜奋战，设计出大型彩色纪念邮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画面呈现出全国亿万革命群众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喜庆景象。”从中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的画面内容，就是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
根据以上几点就足以说明，“全面胜利”邮票和“一片红”邮票，都是为了纪念“各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有着相同的发行目的，都是为了庆祝“全国一片红”这一事件而发行，两枚邮票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绝非万维生先生所说的“无关”。从发行意义上讲，两枚邮票甚至可归为1组邮票，甚或是几易其稿的1套邮票。
“故事”：“全面胜利”不是第一图稿
事实：“全面胜利”就是第一图稿
万维生先生在著作和多次自述中所讲的“故事”里，先说“全面胜利”与“一片红”有关，继而否定“全面胜利”是“一片红”的第一图稿。果真像万维生先生所说的那样吗？请看：
证据一：《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对邮票图案的报道。在1968年9月8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盛大的节日，巨大的鼓舞》的综合报道中，除提前报道了北京邮票厂为庆祝“全国一片红”设计出“全面胜利”纪念邮票外，还披露了“全国一片红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的图案：“邮票画面呈现出全国亿万革命群众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喜庆景象；显示出全国工人阶级、亿万革命群众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为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而阔步前进的豪迈气魄和坚定决心。”报道中所介绍的邮票画面，正是“全面胜利”邮票的图案；而这枚邮票，恰恰是为纪念“全国一片红”而发行的。
证据二：万维生先生自己起草的新闻稿。1968年9月，万维生先生曾亲自代新华社起草了新闻稿。稿中写道：“为了永远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邮电部军管会决定，发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大型彩色纪念邮票一套，邮票画面表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检阅全国亿万革命群众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喜庆景象。”稿中还写道：“邮票是在全国人民欢庆这伟大的节日连夜赶制……。”万维生先生自己就介绍了这枚为庆祝“全国一片红”而连夜赶制的邮票，图案上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的形象。
证据三：“全面胜利”与“大一片红”两枚邮票图案的比较。从两枚邮票图案来看，除了“全面胜利”邮票上有毛、林像和“大一片红”邮票上有中国地图外，其余部分极为相似。“全面胜利”邮票图案左方的工农兵形象经过放大和少许修改，被放在了“大一片红”邮票图案的右方。在“大一片红”邮票图案上面，除添加写有“全国山河一片红”字样的中国地图外，其余如人群、旗海、标语等，均无太大的变化。两枚邮票图案左上方的气球、标语，除大小略有不同外，图案基本一样。更值得注意的是，两枚邮票下方均有颜色、字体完全一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大一片红”两枚邮票的图案相互进行比较，二者相似之处极多。
从以上证据可以说明，如今已被公认为“一片红”邮票第二图稿的“大一片红”邮票，就是由“全面胜利”邮票脱胎而来；说“全面胜利”邮票是“一片红”邮票的第一图稿，是站得住脚的。
“故事”：讲出新的“第一图稿”
事实：此图稿非彼图稿
万维生先生在自己所讲的“故事”，把自己的1幅画稿当作“一片红”邮票的“第一图稿”，并放在“万维生邮票艺术馆”中对社会进行宣传。这幅画稿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经过讨论，人们有理由确信，这幅画稿不是“一片红”邮票的第一图稿。”请看：
证据一：邮电部军管会的报告。1968年9月27日，中央召开宣传工作会议，部署了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根据这次会议精神，邮电部军管会当天就决定停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和《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们的重要题词》两套邮票。“全面胜利”邮票停发后，根据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设计者和邮票厂工人共同研究，又对邮票图稿进行了修改并打出样票，于1968年10月8日以邮电部军管会的名义向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作了报告。报告称，“根据中央首长9月27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重要指示，我们在邮票宣传工作上立即进行了研究和改进，最近邮票设计人员和工人同志共同设计，以工农兵为形象，热烈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第一枚新的邮票图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我们准备向全国大量发行。”并附样票4枚（四方连）。这枚邮票，就是俗称“大一片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也即“一片红”邮票的第二稿。从该报告可以看出，这枚“大一片红”邮票的前身，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的第一稿，而不是其他什么画稿。
证据二：万维生先生的自述。2001年5月31日，在中国邮票博物馆召开的《中国邮票史》（第7卷）书稿终审会议上，万维生先生“语惊四座”，说“未发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根本不是《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的第一稿，真正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的第一稿由他本人收藏，没有亮相过”。《中国集邮报》转引他的话说，“实际背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是计划于1968年10月1日发行的党的九大邮票，由他、邵柏林和尹定邦设计；由于种种原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没有发行”，虽然万维生先生前面的话尚存疑义，“九大”邮票后来也没有发行，但毕竟承认了“全面胜利”邮票的第一稿（也即“一片红”邮票的第一稿）是由他和另外2人共同设计的。2003年2月，万维生先生还说“领袖像是另两位同志画的，我只画群众游行部分”。万维生先生虽然现在不承认“全面胜利”邮票是“一片红”邮票的第一稿，但毕竟也承认了“全面胜利”邮票的图案是“他和另外2人共同设计的”、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形象的那一幅，而不是最近拿出来的自己所说的这一幅。
证据三：两枚“第一图稿”的比较。从前面的分析得知，“全面胜利”邮票就是“大一片红”邮票的第一稿，连万维生先生也曾承认过这个事实。拿这枚邮票图案与万维生先生的“第一图稿”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前者与“大一片红”邮票的相同和相似之处要远远大于后者。“全面胜利”邮票图稿上的工农兵形象和姿势、位置，悬挂标语的气球，游行队伍和旗海以及行进方向，其画法与“大一片红”邮票几无二致，连“中国人民邮政”铭记、面值的字体和相对排列位置也是一样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全面胜利”和“大一片红”邮票的下方，都有横贯邮票的醒目的红底白字票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再看万维生先生拿出的“第一图稿”，工农兵和游行队伍的画法、方向与“大一片红”邮票截然不同，天空中也没有悬挂的气球，面值的字体和相对位置也迥异于“大一片红”邮票。更重要的，是图案下方并没有票题文字。现在出现在画稿下方纸边上的钢笔字：“全国山河一片红第一稿”、“一九六八年画”、“万维生”，显系后来所加，因为，当时邮票是“北京邮票厂的工人和邮电部邮票发行局的设计人员”共同设计的，当时专业邮票设计人员被贬为“臭老九”和“带菌的人”，“那日子人心惶惶”（见万维生《我画邮票的故事》），“一有闪失，很容易被上纲上线，划黑线戴高帽”（见《天津集邮》2003年第3期《“一片红”三原稿落户泉州》），设计者是绝对不敢斗胆在邮票图稿上签上自己的大名的，更不可能预知图稿会被退回而成为“‘全国山河一片红第一稿”。
“故事”：多次讲述前后不一
事实：只有一个证据确凿
万维生先生在著作、文章、发言和接受采访中，多次讲述“一片红的故事”。将这些“故事”进行对比，人们不难发现，这些“故事”的讲法前后不一，甚至非常矛盾，使人感到莫衷一是。试举几例：
例一：万维生先生在讲述对“大一片红”邮票进行修改时说，“周恩来总理亲自审核后，对主题并不否定，只在审核报告上批了‘贪大求全’四个字”（见《天津集邮》2003年第3期《“一片红”三原稿落户泉州》）。而实际情况是，当时只是邮电部军代表口头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大意是这枚邮票还是要发行，但要修改，不要贪大求全，并非是周总理在报告上亲批“贪大求全”四字。这在万维生先生于1968年11月4日亲自起草的《关于<全国山河一片红>审批过程纪要》（现存中国邮票博物馆）中已有明确的记述。
例二：万维生先生在讲述发现自己的画稿的经历时，采访者先是这样记录：“文革期间，有一次单位在搬家，万维生从西城搬到东城，行李搬来搬去，也没注意什么；当时社会较乱，人心也乱，直至若干年后，有一次在整理画稿时，无意中在一幅原苏联的绘画作品夹层发现了这个已发黄的第一手稿。”（见《天津集邮》2003年第3期《“一片红”三原稿落户泉州》）但万维生先生在《我画邮票的故事》（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中又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年，我家从西城搬到东城，无意中在一圈纸内发现已发黄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第一次画稿……。”两相对比，搬家的时间竟相差10年！发现画稿的经过也不一样。
例三：万维生先生在讲述对“第一图稿”进行修改的情况时，先是说“送审后不知何故要我作修改”（见《中国邮史研究》2003年第5期《听万维生讲“一片红”的故事》），后又说“交稿后不久有了批复，没有否定所选的题材，但要求修改，因上级部门不同意用毛主席画像，一来有个人崇拜之说；二来怕邮戳盖黑了毛主席的画像”。一是这样的“批复”根本不存在，再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上级部门”哪里能够公开批示反对个人崇拜？这是不符合1968年“文革”时期的历史真实的。
例四：万维生先生在中国邮票博物馆的一次会议上，这样描述他手中的“第一图稿”：“《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第一稿图稿为扛着领袖像游行的工农兵群众……。”（见《中国集邮报》2001年6月22日总594期）对照画稿实物，人们就会发现，画稿上画的是毛主席挥手的半身像和群众游行队伍，而不是工农兵群众“扛着领袖像游行”。由此可见，万维生先生的记忆是不准确的。
从万维生先生多次讲述的“故事”中如果过细地寻找，前后矛盾以及与史实不符之处仍有一些。如此就会让人们相信，“尊重历史”与“尊重名人”是应该正确对待的。
“故事”：讲述引发讨论
事实：真相愈辩愈明
邮票设计家万维生先生多次讲述的“一片红”邮票的“故事”和在泉州“万维生邮票艺术馆”亮相的“第一图稿”，引发了一场关于“全面胜利”和“一片红”邮票以及更深层次的讨论，这场讨论是有益的。它对于如何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何克服浮躁风气正确对待和进行邮史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魏裕民先生在文章中讲得很好：“名人是应当尊重的，相信的，但名人也会有失误，‘权威也不可能随意改变历史。因此我们还是应当重调查，重实证，避免浮躁及其带来的后果。”（见《天津集邮》2003年第6期《还“一片红”邮票图稿的本来面目》）
综上所述，万维生先生多次讲述的“‘一片红的故事，并不完全真实。起码，关于“第一图稿”的“故事”，是不真实的。为了澄清邮史，特别是新中国邮史，我们希望万维生先生对这场讨论不要“不屑一顾”，而要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共同探讨这段邮史，还历史一个真实。也希望更多的知情者（如与万维生先生共同参与设计“全面胜利”邮票的邵柏林、尹定邦先生等），站出来与我们一起澄清这段史实。
自从邮票设计家万维生先生“语惊四座”（见《中国集邮报》2001年6月22日总594期），爆出他手中的1幅画稿是“一片红”（全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的“第一图稿”后，集邮界闹得沸沸扬扬。这幅画稿作为福建泉州“万维生邮票艺术馆”的“镇馆之宝”亮相后，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些社会媒体乃至邮报、邮刊不经调查，盲目跟风进行追捧，误导了广大的集邮者和社会群众。此后，万维生先生多次口述或撰文讲述“一片红邮票的故事”，诸多邮报、邮刊均有报道，万维生先生所作《我画“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故事》（见《集邮》增刊第8期）及所著《我画邮票的故事》（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中亦有述及。《中国邮史研究》2003年第2期曹朝《珍邮“一片红”三幅设计图稿在泉州首次亮相》、第3期吴荣先《万维生自述“一片红”邮票故事》及《“一片红”邮票，说不完的故事》、林招伧《给<大小一片红邮票的秘史>提个疑问》、第5期肖高键《听万维生讲“一片红”的故事》等文章，均以肯定的语气对万维生先生讲的“故事”进行了介绍和宣扬。
因为事关“文革”时期的邮票史，应该严肃对待，一些有识之士迅速提出了质疑。2002年7月27日《集邮报》发表了黄继光先生的《“全面胜利”与“一片红”无关吗？》，2003年《长春集邮》先后发表了魏裕民先生的《质疑新出现的“一片红”邮票第一图稿”》（第5期）、《破解“一片红”邮票的发行之谜》（第11期）和黄继光先生的《“让史实讲话”与“讲话代替史实”》（第7期），《北海集邮》2003年总第19期（特刊）发表了笔者的《到底是哪枚邮票的图稿？》；《中国邮史研究》2003年第3期也发表了黄继光先生的《“一片红”研究并未“划上句号”》和郑启五先生的《一片红“三图稿”的“全面”研究》；魏裕民先生后又在《天津集邮》2003年第5期和第6期连载发表了《还“一片红”邮票图稿的本来面目》，该文论据充分，对万维生先生的“第一图稿”进行了全面的质疑。
魏裕民先生是《中国邮票史》第8卷的撰稿人，该卷记叙了自1966年5月“文革”开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2年间中国邮票事业曲折发展的历史。该书在编撰过程中，曾作了大量艰苦的、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大量的档案资料和邮政主管部门的发行文件，对“文革”邮票进行了全面的“正本清源”。笔者也是该书的编委，曾数度审看书稿，并与撰稿人进行过讨论，认为该书的编撰是严谨的、尊重史实的。“一片红”邮票的发行经过，在书中有翔实的记叙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实，万维生先生讲述的“一片红的故事”，特别是关于“第一图稿”的“故事”，是不真实的。